2014年年底，北京五四大街的红楼举办过一个“马裕藻与北京大学”专题展览。马裕藻(字幼渔，1878-1945)，祖籍浙江鄞县，民国期间多年担任北大国文系主任，校评议会评议员，在国文系诸多浙籍教授中年岁最长。谢兴尧在《红楼一角》中说：“幼渔先生之在北大，真是当朝一品，位列三台。北大国文系之闻名世界，马氏之功实不可没。”[1]第一句话是不过分的。当年北大教授治校，评议会决定一切，“公主府(马神庙)银安殿(北大评议会)上那二十四把金交椅，他总算是首座”。[2]周作人称他“性甚和易，对人很是谦恭……与旧友谈天颇喜诙谐，唯自己不善剧谈，只是傍听微笑而已。……他又容易激怒，在评议会的会场上遇见不合理的评论，特别是后来‘正人君子’的一派，他便要大声叱咤，一点不留面子，与平常的态度截然不同。”[3]为什么马裕藻如此对待“‘正人君子’的一派”，周作人未作解释。马裕藻留日时曾从章太炎学音韵训诂，典型的旧学出身，与英美留学的“正人君子”知识结构不同，但是在堂堂北大，旧学却一度压倒新学。周作人同一篇文章里还提到马裕藻有誉妻癖，在女师大国文系讲课时学生竟然插嘴，建议谈谈他的内人。[4]学生并不敬重他，课堂的气氛很不严肃。 1925年5月，许广平等6位“暴烈学生”被杨荫榆或者说女师大校方开除后，学潮更剧。5月27日，《京报》登载7位女师大兼职教师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署名次序是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一年多之前在钱粮胡同聚寿堂密谋“倒杨”的四位浙籍北大教授[5]都出面了，再加上周氏兄弟和李泰棻。这位李泰棻籍贯河北，颇得冯玉祥信任。国民党1928年6月北伐胜利后，李泰棻做过北平特别市教育局长，这时华北教育大权已经落入李石曾之手。 浙江人在北大国文系专权，周作人的回忆并不回避：“沈尹默与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马君年纪要大几岁，人却很老实，容易发脾气，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朋友们送他一个徽号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接受，钱玄同尝在背地批评，说这混名起得不妙，鬼谷子是阴谋大家，现在这样说，这岂不是自己去找骂么？但就是不这样说，人家也总觉得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是浙江人专权，因为沈是吴兴人，马是宁波人，所以有‘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6]周作人尚且承认“事出有因”，可见不是虚言了。钱玄同自己意识到沈尹默的行迹近乎“阴谋大家”，徽号道出了实情，才有此顾虑。沈尹默对“阴谋家”的名号不甚在意，因为自己所属的“某籍某系”当权，别人无可奈何。 马裕藻、钱玄同和沈兼士都是章太炎的学生，远离浙江家乡，抱团更紧。他们到北京的大学任教，就和改朝换代一样，带来一股杀伐之气。沈尹默说：“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7]在无数关于北大办学“兼容并包”的叙述中，派系夺权的事实被边缘化了。以门户来定敌友，是传统文人的陋习。严复辛亥年批《宋史·王安石传》，留下一段“太炎先生门下”不知的道理：“人之攻我而立异者，不必皆奸人，而其助我而和同者，亦不必皆吾利。微论吾所重者非也，就令而是，而智量相殊，吾之所知所及见者，彼有不及知不及见也。至于学术不同，信守互异，由是愤好之趣，烦然大殊，吾出死力以与之争，幸胜而所伤已众矣。”[8]这位北大老校长思想开明，他所说的道理，很多人一百年之后还不明白，更不必说当时了。 沈尹默的回忆文章《我与北大》流露出浓厚的派系意识，对研究北大校史是极有帮助的。据沈尹默自述，蔡元培1917年1月出任校长不久，他就与蔡作了一次长谈，实际上是为他出点子的，最重要的就是组织权力极大的评议会。蔡元培完全采纳他的建议，不知不觉地受到以沈尹默为代表的章门弟子的摆布，校长的权利受到很大限制。[9]谁能控制校评议会，谁就能控制北大。1924年北大评议会共16人，沈氏三兄弟均为评议员。沈尹默心里并不尊重蔡元培： 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包围(这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得教育部批准，规定各学校通用，就此大发财)，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之、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南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10] 蔡元培有士君子之风，他默察身边的人物，自有独立的判断。1917年春夏间，江苏教育会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主持者为蔡元培在南洋公学任特班教习时的学生黄炎培，蔡元培同为发起人之一。五四运动结束后蔡元培辞职离京，他的真实感受是无法明说的。北大评议会派马裕藻、沈尹默、徐森玉三位教师(另有学生代表)到杭州找汤尔和，要通过他请蔡元培回校，汤尔和见到三位浙江同乡说：“我昨天就知道你来了，蒋竹庄(即在民国元年协助蔡元培创办教育部的蒋维乔)从北京来电报说：‘某某阴谋家到杭州来了，你要注意！’我听了也不搭腔，先问他蔡先生在何处，他说：‘我明天陪你们去看蔡先生。’”下面的事对北大的发展而言是决定性的：蔡元培可以回北大，条件是先由蒋梦麟作为他的个人代理到北大。蒋梦麟是浙江余姚人，正在为黄炎培(或黄炎培负责的江苏教育会)编杂志《新教育》，自己也是江苏教育会的理事。在沈尹默等可以左右北大评议会的浙籍教授来看，同为浙籍的蒋梦麟却是黄炎培势力的代表。沈尹默在《我与北大》一文说得很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