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4；B51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9)03-0024-11 海德格尔与黑格尔一样重视历史的思想性和思想的历史性。思想建构与思想史解构是海德格尔运思的双重方式：《存在与时间》导论第二章已经讲到“厘清存在问题的双重任务”，即“此在的存在论分析”与“解构存在论历史的任务”①；《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以下简称《论稿》)则提出，“本-有”就是“原始的历史本身”②，“作为本-有的存有乃是历史”③。纵观海德格尔一生所思，“形而上学历史”(无论作为有待解构的存在论历史，还是作为争辩和对话中的“第一开端”的历史)始终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对形而上学历史上的那些伟大思想家的解释与批判构成了其思想工作的基本动机和任务。④在海德格尔全集的目录中很容易就能看到的一串名单——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荷尔德林、黑格尔、尼采等等⑤，就是最直接的证明。海德格尔对这些哲学家的解释构成了海德格尔的哲学之道，是我们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必经之路。 在海德格尔对这些哲学家的诸多解释中，对黑格尔的解释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了其与众不同之处。伽达默尔曾经指出：“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以何等的持久性围绕着黑格尔转圈子，始终在针对黑格尔进行新的划界尝试，直到如今。”⑥而另一方面，“特别是在所有寻求抵御海德格尔思想格调的人眼中，存在着一个点，在那里海德格尔思想看上去一再与黑格尔的思辨理念论合流，这个点就是把历史引入哲学的基本问题提法。”⑦这意味着，无论从海德格尔思想的自身确认来看，还是从针对他者将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在某些方面划入同一阵营的做法来看，海德格尔都不得不面对黑格尔，不得不与之展开争辩、进行对话。 早在1915年，海德格尔就在其教职论文中引用黑格尔的话，将“……就哲学的内在本质而言，既无先驱者，亦无后至者”⑧作为导论的箴言⑨，并且在这部论文的结尾处宣称：“要同黑格尔展开一场原则性的争辩。”⑩但是这场争辩并未立即开启。在随后的“早期弗赖堡时期”(1919-1923)和“马堡时期”(1923-1927)，海德格尔密集地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进行了现象学阐释，同时吸纳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和历史解释学、克尔凯郭尔的生存哲学，逐渐形成了此在的解释学—现象学—存在论。《存在与时间》中对黑格尔时间概念及其与精神之关系的解释尚未构成一种真正的争辩，而只是起到了对生存论—存在论的时间性分析的反衬作用。 原则性的争辩在海德格尔从马堡回到弗赖堡之后得到开启。首先是在1929年夏季学期的讲座稿《德国理念论(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与当前哲学问题》中，海德格尔在与德国理念论的争辩中论及“一种将来的与黑格尔的争辩”。(11)接着，海德格尔于1930年3月在荷兰做了题为《黑格尔与形而上学难题》的报告，把争辩的战火从德国理念论烧到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问题域。(12)在同年9月20日致布洛赫曼的信中，海德格尔写道：“主要的时间用来写冬天的课程讲稿了：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一场解释性的争辩。如何经受这场斗争，我还不知道；无论如何，这是一次学习本质性事物的机会。”(13)这场争辩便体现在1930-1931年冬季学期的讲座稿《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与黑格尔的争辩在这里明确地定位到了“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十字路口”。(14)在短暂出任弗赖堡大学校长之后不久，海德格尔于1934-1935年冬季学期开设了“黑格尔法哲学”讨论班，(15)考虑到时代背景和海德格尔的个体处境，这一讨论班所涉及的内容更显意味深长。再往后，在写出了后来被编为全集第65卷的秘密手稿《论稿》(1936-1938)之后，即1938-1939年，海德格尔在“否定性”中寻找路径继续深入与黑格尔的争辩。(16) 海德格尔在1930年的思想“转向”伴随着他与黑格尔的争辩。这场争辩为晚期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对话做了准备。(17)本文尝试在海德格尔思想范围内来理解这种争辩的意义。我们的目标不是面面俱到地呈现这场争辩，而是在对“争辩”一词的含义和翻译做出准备性的说明之后，把目光集中在海德格尔的《否定性》手稿，以之为例对争辩形成一种实质性的理解。 一、关于“争辩”(Auseinandersetzung)一词的先行说明 我们以“争辩”一词来翻译德语词“Auseinandersetzung”。这个德语词通常的意思是“分析”“阐释”“讨论”“交换意见”“争论”“辩论”等等。从构词上来看，“Auseinandersetzung”一词有“aus”(分离、出自)、“einander”(相互、彼此)和“Setzung”(设定、设置)三个构成环节，在字面上表达出彼此分离而又相互从对方得到设定的双重含义。(18)于是，首先面对的困难就是翻译。 孙周兴在海德格尔《〈尼采〉译后记》中特别谈到这个词：“这里的德文‘争辩’(Aus-einander-set-zung)一词难以完全地译成中文——阿佩尔甚至说它不能被译为外文。”(19)阿佩尔的说法出自其论文集《争辩：先验语用学进路的检验》(Auseinandersetzungen in Erprobung des transtzendental pragmatischen Ansatzes)前言中就书名中的“Auseinandersetzungen”所做的“破题”说明：“德语词语‘Auseinandersetzungen’(‘与某人’或‘就某事物’)难以翻译成别的语言。因为，谁与某人(关于某物)争辩(auseinandersetzt)，谁就必须同时参与两个看上去相反的活动：一方面，他必须为了与他人进行沟通而对他人所持的要求(例如某种信念、某种立场或某项计划)保持开放，而与此同时，他也必须把自己的要求保持在眼帘内，以便使自己的立场与他人的立场不断地对质，并且因此要么修正自己的立场，要么在自己的立场上与他人的立场保持距离，这样，不同的立场‘互’踩。二者——对自己立场的修正和对他人立场的疏远——通常就是一场‘争辩’的结果，尽管这当然有赖于各种论据的对质。”(20)由此来看，“Auseinandersetzung”一词所表达出的“争辩”的向对方开放而又保持距离的富有张力的意味，正是一种本质性的争辩的应有之义，因此，虽然中文词语“争辩”在字面上似乎表达不出德语词“Auseinandersetzung”所具有的张力，但我们仍然选择这一译名，为的是在哲学上深入探讨该词的本质性意义时能够兼顾其通常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