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方哲学研究70年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9)09-0001-12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学术界目前正在努力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构建，这其中包括当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的思考与构建。“哲学”是个外来词，由日本人用汉字翻译自西方语言。哲学最初来自希腊语(是希腊文的“爱”和“智慧”合成的，英文为Philosophy)。作为外来词和参照西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学科，中国哲学的知识体系显然要深深地受西方的影响。既是如此，中国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就离不开对西方哲学的参照系。但是，鉴于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思想文化积累的国家，哲学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一、以排斥态度审视西方哲学的阶段(1949-1977)

      1949年之前，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中国已经逐渐了解了西方的哲学体系和思想取向，而且也有许多研究成果出现。最初，是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带来了某些与基督教关系密切的西方哲学思想。当时的西方学术研究已经走上了近代科学探索之路，与最初的科学研究关联在一起的思想也对中国的有识之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譬如，400多年前的徐光启，能够以传统士大夫身份，在与传教士交流过程中，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的精华，接受域外比较先进的思想和技术，面向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思考问题，“堪称为抬头看世界的第一人”。在这个时候，中国虽然看似强大，但因为封建统治者的无知，缺乏变革的勇气，导致社会思想落后，科学技术上缺乏理论突破，已经在实际历史进程中表露出落后于欧洲的端倪。只不过作为老大帝国和古老文明的中国，当时仍然可以发出摄入的光辉，因而这个期间的中西思想交流仍然是平等的和相互的。当传教士在向中国传播所谓基督教“福音”的时候，也把中国文化优雅、宽容、理智的特性介绍给欧洲，中国成为欧洲某些知识分子“想象”中的“理想他者”，成为欧洲启蒙运动发展的思想动力之一。但后来，在交流之中，西方人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统治者的无知和中国文化停滞不前的状态，孟德斯鸠开始从负面的角度审视中华文化，而黑格尔更是通过其历史哲学的话语进一步把中华文明降低在“永恒起点”的位置上。鸦片战争之后，欧美哲学家及学者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交流已经变得极为不平等了。在欧美人的眼中和话语里，中国已经从原来“优雅”“理智”“宽容”“进取”的文明国度，变成一个“愚昧”“迷信”“狭隘”“保守”的落后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学者面对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武力压力，也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保持自豪的心态了。由于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开始有所改变。但是，因为冷战和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采取敌视态度的原因，中国哲学思想及文化观念在西方学者的眼中和话语体系中并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强势西方文化的压力以及现代学科体系首先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中国在追赶世界发展潮流的时候，必须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这种总体追赶和学习的态势也影响了中西哲学思想交流的基本状态，即中国如饥似渴地了解和吸收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思想，以致到了“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的地步；而西方只是以多样性之中的特殊样例之一来对待中国哲学和文化思想，在西方学术界的眼中，中国的哲学只是作为一个有特点且与自己的体系不同的思想样态而已。

      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面对战乱造成的满目疮痍，新中国首先考虑的重点是修复战争造成的创伤、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尤其面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扼杀社会主义的“冷战”，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及美国等国家对中国禁运造成的安全威胁，中国的政治逻辑显然是对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西方思想文化的怀疑和不信任。特别是在1957年之后，由于匈牙利事件和国内“反右”运动的展开，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这一状态是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站稳脚跟，离不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我们政治上采取“一边倒”的做法，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既然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站在一起，思想文化上就必然受其影响，尤其是在当时中国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还没有经验，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必然历史地向已经有过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苏联学习，而这种学习在当时既是必要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富有成效的。特别是1937年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中第四章第二节为“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了通俗、简明、系统的阐明，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许多简单化的处理，表现出一定的教条主义倾向)，成为新中国对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教育的基本依据。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共产党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在《关于西方哲学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将哲学发展史定义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斗争史，其中唯物主义代表历史进步、唯心主义代表反动落后，辩证法代表先进合理、形而上学代表落后荒谬。这就成为当时中国开展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的圭臬和标准。

      既然哲学史上的两条路线已经划分清楚，那么当时的中国哲学界面临的任务则表现为：一是要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将其视为在历史上起反动落后作用的思想心态；二是要把所有西方哲学理论从实质上定性为反动落后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三是要对反动落后的西方或欧美哲学采取彻底批判和全盘否定的态度。这种二元对立和对抗的态度是新生政权对国际政治两大阵营对垒的思想反映，同时也在思想上强化了国际对立的认识。既然将西方哲学归结为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那么我们就应该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立场对其进行批判。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中国对哲学的看法和哲学研究的态度，也必然影响到中国哲学界研究、吸收和借鉴世界范围内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的进程，必然影响到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哲学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