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院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与变革路径 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缪秋民(上海交通大学)、李格菲(日本早稻田大学)/《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3.90~97 自2004年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韩国设立以来,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了548所孔子学院。作为新世纪中国最大的文化输出项目,我们需要对孔子学院过去15年间的发展状况做出一个清晰的判断,从而找出未来的发展与改革路径。基于这种思路,本研究认为,孔子学院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三种结构性困境:其一,孔子学院的布局结构与对外经济发展结构之间的匹配度存在问题;其二,孔子学院输出的文化内容结构安排不合理;其三,孔子学院在文化输出过程中,在处理不同国家之间发展梯度上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及不同文化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问题。遭遇这些现实困境,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效果并不理想。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家间文化冲突短期内难以消解的当下,经济资助渠道单一、文化内容不能契合时代发展需要以及文化拳头产品不突出的问题,已经影响到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 孔子学院当下的主要文化传播活动除了汉语教学外,还大规模地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如每年举办上万场次的中医、武术、书法、茶艺、戏剧、舞蹈等活动。不妨对这些文化交流活动做些简单分析。语言教学是中性的,作为一种交流沟通工具没有高低之分,至于其他的代表中国文化的活动都面临接受度问题,比如中医,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度并不高,而且疗效也并不直接、明显,在与西医的竞争中基本上处于守势。这种情况下,它的对外传播效果肯定不会很理想。至于中国传统武术,也大多是以修身养性为主,没有实战能力,故而对于以实用主义为取向的受众而言,武术文化传播效果也不会很理想。至于书法,也只能停留在猎奇观赏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软文化输出面临很多问题,而且与贸易结构的分布是存在内在矛盾的。 文化影响力的扩散通常有两种模式:自然的溢出效应与人为的输出建构。前者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后者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前者缓慢但持久,后者快速但不稳定。中国推行的孔子学院属于后者。要使后一种影响力扩散模式保持稳定,需要它的母体保持稳定与强大,否则是无法持续的,文化终究是靠实力做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国内文化建设仍然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否则就会出现本末倒置现象。结合上面的分析,孔子学院改革的切入点应该围绕以下三点展开:其一,基于文化梯度差假设,压缩在欧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孔子学院数量。由于不同区域相互间存在的巨大文化梯度差,建设再多的孔子学院也难以实质性地提升文化影响力,与其做这种费力见效慢的事情,还不如节省资金建设好自己的文化。比如中国优质的高铁系统,所有坐过的人都印象深刻,这些乘客就是最好的文化传播种子;再比如中国各种举世瞩目的工程,都像名片一样传播中国的技术与文化。反之,对那些低技术梯度的国家,你做得越好,越会吸引他们,从而主动来学习你、模仿你,所以也就不用沿袭这种传统的、高成本的文化影响与传播模式。其二,由于资金的硬性约束,孔子学院需要整体瘦身,建设精品孔子学院。在过去的15年间,孔子学院发展经历了井喷式的大发展,场面壮观,但办学质量良莠不齐,前期各种准备不足,队伍缺乏专职人员,没有形成特色和品牌,再加上孔子学院资金来源渠道的单一化,以及国家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加大、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学院发展资源的可持续供给。随着改革趋势日益明朗化,与其被裁撤,还不如主动精简。其三,内容的普遍性决定影响力的持久性。客观地说,我们现在的孔子学院文化输出仍然停留在低端模式,即一阶的语言教学模式上,二阶优质文化内容严重不足。如果文化输出迟迟没有进入到二阶层面,这种文化输出就会是低效的。这就需要加强国内文化建设,从总体上保证文化质量与梯度的提升,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输出具有深远影响的优秀二阶文化产品。提升我们自身文化梯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期内要组织力量从中国现有文化产品中挑选出最具世界性的文化产品进行输出,以点带面,扩大自身的文化影响力。而当下可以用科技文化去弥补二阶文化严重不足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