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9)07-0111-09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范围内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普遍运用，跨文化传播从电子时代过渡到“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作为全球社会不同文化之间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活动，涉及来自不同语境个体或群体进行的传播、符号交换、意义共享。①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创造出具有自身范式的新文化，称之为文化融合。②中国文化与多种文化进行文化认同与意义共享，实际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并最终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洽。 我国文化融合面临的系列问题，其症结在于，“文化总量”与“文化转化”“文化传播”与“文化认知”之间是脱节的。2015年，《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关于中国的文化与发展曾有“三问”：一是梁启超之问，郑和下西洋是“有史来最光焰之时代”，为何“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二是李约瑟之问：为什么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于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的中国？三是黄炎培之谈，中国如何跳出“其兴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③这三个问题，虽指向经济、文化、政治的不同维度，但皆是反思中国何去何从、中国文化与价值的现代探索的时代话题。传统价值被推倒，新的价值还未有效建立已成为共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的美学、伦理和想象，已然在显性层面被弱化，但很显然，我们无法弃之不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现代化理论主张的影响下，西方学术界认识到，破坏传统不仅未必意味着现代性的必然实现，甚至会损害到现代化的过程本身。丹尼尔·贝尔指出：“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④近四十年来，关于中国文化的当代生产已有大量的研究，比如，张岱的“综合创新”、李泽厚的“西体中用”、傅伟勋的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朱贻的“‘原’‘源’整合”、方克立的“马魂，中用，西用”、李翔海的“超越传统切入现代”、成中英的“中西互释”等方案。这些方案，为本议题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哲学基础和理论视域。 在世界文化发展进程中，文化融合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基督教扩张、少数民族汉化、城市化等都会引起文化融合。如今讨论中国文化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也是先在的，是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建构而成的。金观涛、刘青峰指出，中国历史上就有过几次大规模的文化融合，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大量迁入，佛教传入。第二次是晚清，在西方工业文明的船坚炮利和廉价商品冲击下，西方文化涌入中国社会。⑤就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机制而言，两次都是对葛兆光所说的“道德价值一元论”⑥的消解，尤其第二次融合同时还消解了国人心中的中国中心论、文明中心论等盲目自大的心态⑦，这次融合开始开启民智，并引发近代中国历史的救亡图存的启蒙与救亡运动。中国的第三次文化融合始于改革开放，一直持续至今。此次融合前半段主要是在政治、经济驱动下实现，以政治、经济改革为主要诉求引发的文化融合。后半段的融合主要是跨国公司、影视、商品等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用，尤其互联网把世界连接起来，文化互动融合的方式更多样、效率更高。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融合面临很多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民族意识的悬置与漂浮引起各国政府重视。德国学者贝克认为，全球化引发了解民族化和解疆域化两大趋势。⑧这个期间也存在“西方化”与“中国化”的双重转向。除了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发生“西学化”的急速转向，还在于西方外来文化为适应中国本土需求，也发生“本土化”(中国化)的转向。⑨文化已成为国家整体构架的重要构件，也是中国民族精神的重要维度。因此尤其新时期以来，我国历届政府都关注文化发展与价值重构。 并非只有中国如此，世界各国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各国从国家层面管理文化建设并规制本土文化参与全球化进程，强化一种应对全球社会变迁的“本土意识形态”。⑩从马克斯·韦伯到塞缪尔·亨廷顿，都重视文化价值观对社会有持久的影响。在政治、制度层面上，比如有德国的纯净德语运动、“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坚持、法国强调“文化例外”(Cultural Exception)、俄罗斯倡导的“俄罗斯精神”(Russian Spirit)、南非主张的“非洲复兴”(African Reconnaissance)、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呼吁的“亚洲价值观”(Asian Valves)等。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报告认为，文化传统对一个国家的GDP、就业、外交的强大引擎作用一直被低估。(11)在欧洲，欧洲遗产被认为在经济发展和凝聚社会等方面价值被低估，并发起“欧洲新故事宣言”，称文化遗产为欧洲公民提供了一种归属感。(12) 目前我国的状况是，几大文化传统或文化体系“依附于各种文化核心价值的学术思潮、社会思潮在国家现代性诉求语境中激烈碰撞；在世界市场制导的全球化趋势中，文化问题不断被推向历史的前台”。(13)虽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大规模后退，但并不意味着它失去了现实作用，尤其在民间的世俗传统更为明显。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不同层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特别是广大乡村和中西部区域的社会关系和核心观念等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甚至出现某种加速“回归”的趋势。(14)所以近年有学者指出，中国各地的家庭有着各种独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即使中国整体社会发展循着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之路，中国不同地域的家庭变迁依然展现出自己独特的变迁路径和现代家庭模式。(15) 关于当前国际传播格局，姜飞认为，从宏观上看，“西强东弱”的总体格局已有所变化，国际传播的总体格局开始向“于我向好”的局面转化，并在局部(比如非洲)出现破局。(16)在这种情境下，我们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去讨论中国文化全球传播？全球传播与大众媒介是如何同构的？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中国文化在全球与本土、传统与现代中边界趋于模糊，出现文化边界的焦虑。那么如何破解这种焦虑，为何以及如何从社交媒体入手，建立中国文化全球传播的日常化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