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保守主义的文化和现代主义的文化发生了冲突。如果从政治立场上来看，两者表现了人们对当前改革的两种完全对立的态度：一种态度是对当前发展极度不满，而期望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时代；另一种态度是不满足于当前的改革，期待一种更激进的全面西化的改革。不仅如此，这种冲突会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表现出来，导致社会的分裂和矛盾。因此深刻把握这种冲突产生的社会根源，找出化解冲突的出路，就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在这里，我们从解决现代性问题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 现代性问题的出现 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冲突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与现代性问题的出现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西方社会，启蒙运动高举理性的旗帜，批判了宗教神学的观念。它开启了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大门。传统社会是通过宗教等传统力量来维系社会秩序的，随着理性对于宗教的批判，宗教失去了它在传统社会中所具有的那种神圣的力量。伴随着宗教的式微，原来借助于宗教的力量而形成的社会组织也逐步解体。启蒙运动中所诞生的现代文化还把主体性原则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在笛卡尔那里就表现为“我思故我在”。个人的理性思考成为衡量一切是非、好坏的标准。在这里，理性的原则和主体性原则蕴含了一种个体性的原则。而这种个体性的原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所需要的。启蒙文化所张扬的这种个体性的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得到了确证。然而，这种个体性原则却对社会秩序造成了冲击。黑格尔在分析这种自我观念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指出，启蒙思想家所提出那个自我是“自己看自己”，它摆脱了一切对象。摆脱了一切对象的自我成为绝对的自我，纯粹精神中的绝对自我。与这种绝对自我联系在一起的是“绝对自由”。这种绝对自由对于各种实体性的组织等采取了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黑格尔说：“于是在这种绝对自由中，由整体划分而成的那一切作为精神本质而存在的社会等级都被铲除了”。①在这里，个人要完成一种普遍的事业，而这种普遍的事业由于缺乏任何具体的规定性，而成为纯粹的个人的意志决定。于是，这种绝对的自由最终走向了恐怖。一切神圣的、绝对的、对人有任何束缚的东西都被否定了。 当一切神圣的东西被否定，当传统上用来维系社会的等级制度被铲除的时候，社会陷入了一种无序状态。因此，社会需要有新的东西来取代过去的宗教系统，以便维系社会，这就是理性的力量。原来的等级制度被一种平等的个人关系取代了，个人被重新组织起来，即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生产组织和社会机构。社会学家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这种变化概括为，从共同体到社会的转变。在社会中，虽然人是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却是分离的。而在共同体中，人虽然是分离的，但实际上是结合在一起的。②在社会中，相互分离的个人是依靠一种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不过这种理性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逐步变成了合理化的原则。按照韦伯的分析，这种合理化的原则成为组织生产、管理社会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严格的合理化要求被组织到各种社会部门之中。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韦伯的这个思想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在韦伯那里，人们只是在商品生产的组织体系中以及在社会管理的组织体系中，按照合理的原则被联系起来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这种合理化的原则甚至深入到了家庭关系中。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温情被彻底消除，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了③。金钱关系被普遍扩展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金钱关系就是按照合理性原则来进行计算的关系。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用拜物教的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新特点。本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社会性的联系，但是如果用金钱来衡量这种社会性联系，那么，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变成了一种物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商品交换关系。卢卡奇把这种关系概括为“物化”，并认为这种物化现象扩展到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文明发展的趋势：传统社会依靠宗教或者与宗教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等级制度而把人们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现在被一种合理化的秩序所取代。这种合理化的秩序本来是要实现人的自由的，但是其结果却约束了人，否定了人的自由。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冲突：一方面，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体系的要求，人应该接受这种秩序；另一方面，人为了自己的自由又要否定这种秩序。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在职业活动中就会兢兢业业、规规矩矩，而在职业活动之外，就会放浪形骸，追求最大的自我满足。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一方面，人应该接受工具理性的原则，接受工具理性的规训。只有接受了这种理性原则的规训，一个人才能适应这个社会，才能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另一方面，人又要冲破这种理性原则的要求，只有这样人才能成为主体，才能实现自由。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既要接受合理性原则的规训，又要不断冲破这种合理性原则。于是在现代文明中，人始终面临着这样的两难困境。 个人所面临的这种两难困境有它的社会基础。启蒙运动在弘扬理性原则的时候，这种理性原则越来越变成工具理性的原则。而这种工具理性原则的运用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最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变革。因此，在理性原则的推动下不断进行社会关系的变革是现代文明所要求的。这也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④于是，现代社会必然会出现秩序与反秩序的冲突。按照启蒙所确立的现代性原则，社会就是要不断地变革、改革乃至革命。只有不断地变革，社会才能不断进步，文明才能得到不断发展。然而，在不断的社会变革中，如何来保证社会秩序呢？当不断的变革、改革或者革命冲击各种规范和社会管理的原则的时候，人们必然会对社会中的无序状态感到担忧。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会哀叹人心不古，江河日下。于是，这里就出现了革命和反革命、改革和保守、左与右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即使传统社会也存在保守与改革的矛盾，但那是暂时的、局部的。而在现代社会这种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并出现在社会的所有领域。 虽然本文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为背景来说明现代文明的发展中所出现的现代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不断现代化的中国同样也会出现。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的主流趋势，改革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在如何对待这些问题上人们出现了分歧：维持社会规范还是不断变革社会规范。这种分歧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冲突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