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被赋予了过度的权力。语言论转向，符号学转向，阐释论转向和文化转向：在最近发生的种种转向中，所有的“事物”都被变成了一个语言的问题，或者变成了文化再现的形式。 ——凯伦·巴拉德“后人类表演性：理解物质的重要性”② 本文要讨论的是当下英语世界文化研究对巴拉德语言批判的共鸣和回应。我把这个对文化再现的反思和挑战看成是文化研究在当下最为突出的发展特征之一。本文的目的就是对这一新趋势的产生、发展和相应成果进行一个宏观的介绍。我将目前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中正在出现的这些变化理解为范式的转变，即从文化研究的再现范式到非再现范式的转换。对这个转换的考察有助于我们重新去思考“什么是文化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可能以及应该成为怎样的知识生产”。在当下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诞生于语言论转向和文化转向的再现范式正面临着越来越广泛的质疑和挑战。毋庸讳言，众多凭借对文化的分析而兴起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文化社会学等，都是再现范式及其理论的受益者。这些研究领域的出现为各自相关学科的知识生产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方法。特别是文化研究，作为一个介于学科之间的，或者说跨学科的研究空间，自20世纪70年代甫一出场，就成为搅动既有学科格局和方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之后，文化研究同样扮演了知识生产领域的搅局者和创新者的角色。 当下英文学界人文和社会科学许多学科中，均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从再现范式到非再现范式转变的趋势。包括目前在学界越来越受人关注的后人类研究，也应该被置于这一新范式之下进行理解③。这个范式转变对文化研究带来的最大挑战在于，它对文化再现作为分析对象的合法性提出了根本的质疑。在这一背景下，来自不同学科的文化研究实践者，开始积极地拓展各自知识实践的理论、方法和对象，而这些努力有可能转化成重新定义文化研究的宝贵契机。本文将以英文学界中的相关研究为例，简略地介绍这一知识范式转变的背景，在文化研究领域的体现，以及正在形成的非再现范式的三个关注点。 一、再现模式与文化研究 本文所论及的文化研究并非专指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虽然伯明翰学派是文化研究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创造者，但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文化转向发生以来，文化研究作为对广义的文化实践的研究，已经成为许多学科中非常普遍的一种研究方法和路径。格罗斯伯格在其近著《未来时态的文化研究》中将文化研究定义为“对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构型中文化实践的生产、嵌入以及运作方式的描述和介入”。它所关注的是人们体验过的现实和环境，以及这其中隐含的权力关系。通过对话语实践的分析，文化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出权力运作和组织的方式，更可以提供生存、斗争、抵抗和改变的可能性④。2018年在上海举办的国际文化研究学会双年会Crossroads就充分地体现了文化研究作为对广义文化实践进行研究的知识生产这一定义。即使还有少数伯明翰学派的铁杆追随者，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都是将伯明翰学派作为文化研究众多理论资源中的一个，加以利用和整合(当然这并不否认许多研究领域和对象本身是由伯明翰学派最先给予关注的)。 因此，文化研究又可以被视为是跨学科的一个研究空间。苏珊·海格曼就建议将所谓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跨学科接触的一个结果。对她而言，如果说英国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学的启发；那么在美国，对文化实践的研究兴趣和批评实践则带有深刻的人类学印记。特别是克利福德·格尔兹的著作对70年代以降的人文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⑤。以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为例，文化研究的博士方向(并非独立的文化研究博士学位)是设立在人类学系之下，同时文化研究中心(The Américo Paredes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也是隶属于人类学系。这个情况正好印证了海格曼所提到的文化研究中的人类学影响。 不论是伯明翰学派、英国文化社会学，还是美国的文化人类学，这些知识实践的不同领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原因，正是因为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察觉到了文化作为一种再现系统，包含着极其复杂的运作机制。与经济和政治力量一样，这些机制同样对个体，甚至群体的生活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塑造作用。正像斯图亚特·霍尔多次提到的那样，对阿尔都塞以及葛兰西的“发现”，对于伯明翰学派而言，为他们找到了一条通过对文化的分析摆脱经济决定论的道路。日常生活既是充满了权力关系的场域，同时也是一个抵抗的空间，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作为表征实践的文化领域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理论背景下，伯明翰学派和大洋彼岸的文化人类学家开始对文化有意识地进行研究。为了更好地理解支持着文化研究走过数十年历程的再现范式，我将以斯图亚特·霍尔以及克利福德·格尔兹相关论述为例，简略地讨论他们对文化作为再现或者表征系统的讨论。 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导论中，霍尔对文化、语言、表征实践等概念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做了非常经典同时简洁清晰的解释。他认为，文化是人们生产意义和理解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一实践的主要工具是语言符号(包括所有具有符号功能的声音、词、形象或物体等)。霍尔将自己的语言观称为构成主义(建构论)：不论是客观事物本身还是个体语言使用者的主观世界，都无法将意义固定在语言中。语言自身是一种使用符号去再现(主观和客观)世界的实践和过程，意义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这就是霍尔所说的表征。文化既是这种表征实践的总和，同时也是它们的结果。简单说，文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是通过符号表征的方式运作的，而它的主要结果就是意义的生产，流通与共享。文化所代表的象征符号领域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核心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