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专电 1995年10月6日，因涉嫌贪污而潜逃国外的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前副总裁兼电力署署长崔汉添被押解回国。次日，新加坡贪污行为调查局在法庭上对崔汉添提起公诉，指控其在过去8年中接受1224万新元（约合856万美元）的贿赂。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这是新加坡贪污调查局调查高级公务员贪污案中贪污金额最大的一案。 使人们佩服的是检察、司法部门能够真正做到执法如山。不论多大的官，也不论此官过去曾对国家做出过何等的贡献，只要他贪脏枉法，触犯刑律，就一定绳之以法，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理想不再停留于理论之中，而是成为有实际内容的现实。德国格丁根大学的一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新加坡是亚洲最清廉的国家。 新加坡的廉政不仅使这个南洋岛国在全世界享有美誉，更为重要的是廉政是新加坡经济腾飞的保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自1959年以来的30多年一丝不苟的廉政建设，它不可能在建国30年之后创造出如今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并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在新加坡，反贪污、反腐败的廉政建设是一项涉及立法、执法、公务员薪金制度、国家领导人的以身作则、和社会道德教育等多个社会层面的综合系统工作。 1959年，新加坡实行自治。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竞选中提出了“铲除贪污”的竞选纲领。李光耀当时就指出，“假如我们掌握政权时不为人民争取更好的生活而奋斗，只是填饱几个人的腰包，我们一定会灭亡。我们的立场是消除过去制度的罪恶，保留良好的东西。”1960年7月，新的《防止贪污法》颁布了，对各种直接和变相的贪污贿赂活动明令取缔，并明确规定了对违者依法惩治的办法。这项法律后来经过多次修订完善，成为该国反腐倡廉的法律基础。1989年国会又通过了一项新的反贪污腐败法，授权法庭可以依法冻结和没收违法者的财产。 新加坡贪污行为调查局（简称贪污调查局），是依照《反贪污法》调查、起诉贪污、贿赂案件的独立的执法机构，成立于1952年，直属总理公署，对总理负责，其官员由总统任命，目前由75名官员组成。它有三项任务：一，接受并调查有关政府部门人员和私人贪污行为的举报；二，调查公职人员的不当和违法行为；三，通过对公职机构的监督检查，把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机会降至最低点。 在新加坡独立建国以来的30年中，贪污调查局打击处理了多少贪污腐败案件，无人知道确切的数字。但是对它调查揭发出来的牵涉政府高官并将其送上法庭的那些大案，新加坡人民却是有口皆碑。 1966年，一名政府部长涉嫌贪污受到调查。结果，这名部长虽然由于证据不足而获无罪释放，但却丢了官职。1986年，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因涉嫌贪污受贿50万新元而受贪污调查局调查。结果，郑畏罪自杀。此外，其他高级公务员因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等行为而受到查办的还有：1966年担任政府建屋发展局主席职务的陈家彦。他因在一桩航空公司购买波音客机事件中处理不当而被免去一切职务。前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黄循文于1975年被控接受84万新元的贿赂而被判刑和罚款。1975年，前全国职工总会主席彭由被控失信和擅自挪用工会基金。案发后，彭弃家潜逃国外，受到警方通缉。 集团贪污腐败行为也是贪污调查局调查打击的重点。1970年至1971年之间，贪污调查局处理了一起交通警察集体收受运输公司贿赂案，并将这一伙团全部铲除。当年的木材局也发生过一桩有组织的集团贪污案，该局从最高层的主任到最低层的职员全部卷入案中，结果，所有涉嫌的官员统统革职。 新加坡在不断完善立法，严厉执法的同时，也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防止公职人员贪污腐化。其中一项重要而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高薪养廉”，即付给国家公务员相对比较高的薪水使其不致为一时之利而犯下贪污罪行。李光耀曾说，“为党付出辛劳的党员，应该付给他们可观的薪水，以俸养廉。”在“以俸养廉”的做法之外，新加坡政府还颁发了《公务员指导手册》、《公务员惩戒规则》等行为规范条例，配合以道德准则的宣传教育来使公职人员加强自律。 新加坡能够做到三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防腐反腐，而人民也能够始终保持对政府依法严惩贪污腐败分子的信心，与领导人自身廉洁的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 英国记者艾利克斯·乔西在他的《李光耀》一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李光耀成为总理后总是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他的父母兄弟都召集到身边，告诉他们，从今后不应该指望从他那里得到特殊照顾，他们应该完全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来对待自己。” 1986年，当时的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因涉嫌贪污受贿50万新元而受到贪污调查局调查时，曾企图向李光耀求情，因为他曾与李光耀一道争取新加坡独立和创建共和国，因而与李光耀私交颇深。但是，李光耀不徇私情。他说，要采取行动对付一个认识多年的密友和部长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任他逍遥法外，那整个制度就会受到损害。新加坡过去多年所建立起来的廉洁制度就会很快削弱而且毁于一旦。 李光耀自身保持廉洁，不仅赞同他的人对他表示崇敬，即使是他的政敌也未能在这方面抓到可以用来作文章的把柄。接替李光耀的现任总理吴作栋同样十分重视政府的廉洁与高效。他反复强调政府为政清廉的重要性，要求高级官员要以身作则，不然的话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