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冷战时期长期维持的两极体制彻底瓦解，各种力量在不断分化组合，各大国关系也在加紧调整，世界向着多极化方向迅速发展。日美关系是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中一对重要关系。近年来事态发展表明，日美关系出现许多新情况，发生许多新变化。本文旨在分析冷战后日美关系的新变化及其特点，引起变化的原因以及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等。 关键词 日美关系 冷战 两极体制 多极化 一、矛盾和摩擦不断加剧的新日美关系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及美日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日美双边关系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总的特征是：矛盾增多，摩擦加剧，争执逐渐公开化，盟友关系弱化。日美之间的矛盾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众多领域均有表现。 第一，经济贸易领域。日美经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早在70年代以前，两国经贸摩擦就已产生。当时主要表现为“纤维贸易战”和“钢铁战”，缘起于日本纺织品和钢铁大量出口，冲击了美国市场。70-80年代，两国又先后爆发了“家用电器战”、“汽车战”、“电子计算机战”和“半导体战”。进入90年代，日美双方在汽车贸易、大米市场、专利和知识产权等方面又发生了争执，且争执日益公开化。 日美在近15年里，曾签署过33个贸易协定，涉及从牛肉、柑桔、半导体到超级电子计算机和人造卫星等方方面面。日本方面宣称，自日美签订协议后，许多项目正在稳步而顺利地取得效果。而美国认为，这些协议不过是“摆摆样子”，实际上均未使日本在开放市场方面取得突破。但日本仍维持让美无法接受的贸易盈余，且只增不减，达到近600亿美元的高峰。庞大而沉重的贸易逆差负担终于使美国按捺不住了。克林顿总统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在去年2月与日本首相会谈中，要求日本在政府采购、保险市场、汽车及汽车零部件领域设立“数值指标”，以保证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占有一定的比例。然而，这一建议却遭到日本首相细川拉熙的拒绝。日美首脑会谈失败，在战后日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它成为一种标志，即日本将不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日美关系新时代的序幕已经揭开。 第二，政治外交领域。冷战时期，日本外交最大的特点就是向美国一边倒，追随美国，亦步亦趋。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家开始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独立自主地发挥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早在1982年，日本就提出“政治大国”的口号，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冷战后日本采取了多方面措施：首先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热点问题的解决。海湾战争结束后，日本立即向波斯湾派遣了海上自卫队扫雷部队，当柬埔寨问题出现政治解决的曙光时，日本马上为维持和平部队提供经费并参加联合国监督柬自由选举的国际小组。其次，积极争取挤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92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调整安理会职能和成员构成的要求，暗示日本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此后，日本便大肆活动，制造舆论，并制定了战略计划。再次，发挥经济大国的优势，对外援助为政治大国战略服务。1991年3月，日本政府修改了以往纯经济援助的做法，制定了以人权、民主化为中心的政府开发援助的四原则。此外，日本还在积极策划对亚洲、中东、欧洲、俄罗斯等地区的外交思路。上述这些政治外交上的主张和做法，或明或暗地显示出日本要脱离美国、主导本地区世界事务的动向，从而与美国在诸多领域发生冲突。 第三，军事防务领域。二次大战结束后，在世界各国和平力量和日本国内各阶层人民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制定了一套限制国家军事主权的措施并以宪法和政府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战后以来，日本在安全保卫方面，一直依赖于美国的力量，并规定用于防务的费用不超出GNP的1%。日本在防务战略上，也制定了“专守防卫”的原则。但是，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政治野心的膨胀，日本明显地表现出扩充军备的倾向。1991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明确提出“军事力量的机能靠其它手段和力量无法取代，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证”的论断。在此思想指导下，日本加紧扩充军备和更新武器装备。1987年以来，日本的军费开支连续突破占GNP总值1%的限额，且多年增长率在6%左右，绝对值已达300多亿美元，在西方国家中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3位。日本的常规防御力量，反潜和防空力量，高技术常规武器等都是非常先进的。与此同时，日本的专守防卫原则也已大大改变了其内涵。日本自卫队早已承担起保卫日本列岛1000海里海上航道的防卫义务，并参加日美合作作战训练的“环太平洋合作演习”。1990的海湾战争后，日本积极向海湾派出扫雷艇，1992年日本国会又强行通过向海外派兵法（“PKO”法），并要向联合国派出2000人的自卫队。日本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及其向外的攻势，与美国的全球利益发生了矛盾。冷战后，美国一方面由于自身实力所限，希望日本在亚太地区分担一定的防卫义务，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但对日本发展太快，甚至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又十分担忧，它要维持亚太军事平衡，以日美安保体系控制日本。 第四，民族心理方面。冷战后日美在经济贸易和政治外交等方面的矛盾激发了民族心理上的敌对。1991年4月，美国圣马丁出版公司出版了政治学教授乔治·弗里德曼所著的《未来同日本的战争》。此书刚一出版，就在美国销售4万册，次日在日本出版，又销售40万册，轰动日本社会。此后不久，美国著名推理小说家麦克尔·克莱顿又出版一部新作《上升的太阳》。该书把日本描绘成种族主义思想最为严重的民族，而美国是最大的受害者。这些作品加剧了美国人的反日情绪。 面对美国人的强烈反日情绪，日本人也极度愤懑。日本人认为，长期以来，日美关系一直是不平等的。战后美国一直以战胜国和保护国自居，对日本指手划脚，凌驾于日本之上。然而冷战后，日本已没有必要继续接受美国的指责了。日本资深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著名企业家盛田昭夫在其合著的《日本要敢说“No”》一书中，直言抨击美国，宣称美国第一强国的地位正在被日本取代，日本不要屈服于美国的恫吓，无须对美国唯命是从，毕恭毕敬。日本国会议院议长樱内义雄更是公开指责美国企业不努力经营，美国工人素质低，30%左右的人不识字，产品常常不合格。冷战后，由经贸纠纷引发的种族隔阂已发展成为暴力事件。1992年2月19日，日本中京大学校长松田岩勇抵达波士顿的当晚，就被两名白人枪杀。2月24日，49岁的日裔房地产开发商加藤矢雄在加州寓所被人刺死。凶手的理由很简单：“你们是日本人，我们有权向你们要钱，因为美国经济被你们日本搞糟了。”此类事件的发生，表明日美两国在民族心理上的严重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