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9)03-0140-07 刘勰盛赞建安诗歌的繁荣状况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1]196人们对建安时期“五言腾踊”的原因多有探寻，进而要问：建安诗歌兴盛的原因是什么？其原因的动力又是什么？建安文学由此又产生出怎么样的新面貌？这一切的核心要素，又归结为建安时期的文学新动力是什么。本文拟对此展开论述，或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探讨，或是自出新意，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拟乐府的引发与新文体的力量 建安诗歌的兴盛在于五言诗的繁荣。是什么引发了建安诗人的五言诗创作？或称建安诗歌创作继汉末古诗如《古诗十九首》而来，建安诗作与《古诗十九首》同一类型者，据《文选》所录，有王仲宣(粲)《杂诗》一首，刘公干(桢)《杂诗》一首，魏文帝(曹丕)《杂诗》一首，曹子建(植)《朔风诗》一首、《杂诗》六首、《情诗》一首，如此看来，数量并不多。我们说，建安五言诗的兴盛，是从拟乐府创作起步的。今存曹操的诗歌作品全为乐府歌辞，《魏书》载其“登高必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2]54，有四言，有五言，或为杂言。且曹操不用楚歌体，其原因或如刘勰所说：“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于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馀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1]1281曹操所拟为汉乐府系统。曹丕的乐府创作多于非乐府作品；曹植的乐府创作亦有一半左右。西汉自武帝起倡乐府，但西汉袭用民间乐府之五言体的文人拟作只有班婕妤《怨歌行》一首而已。到了东汉，拟乐府作者渐繁，傅毅有《冉冉孤生竹》，张衡有《同声歌》，蔡邕有《饮马长城窟行》，辛延年有《羽林郎》，宋子侯有《董娇娆》等。到了曹操的时代，拟乐府更盛，曹操很注意恢复汉乐府传统，“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3]679。他也非常喜欢乐府作品，如“《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4]603。曹植《鼙舞歌序》云：“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鞞舞，遭乱西随段穎，先帝闻其旧有技，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5]323建安诗人的乐府创作，绝少创调，大都为“依前曲改作新歌”，所谓拟乐府。 拟乐府对五言诗创作的繁荣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乐府诗本多五言，拟乐府五言诗，则诗歌创作上有法可依。张华曰：“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辞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3]“乐上”引，685诗句章节的“韵逗曲折”，可“皆系于旧”，依原有曲调、原有歌辞，使诗歌创作不成为难事，“一皆因就”而容易操作。再说建安诗歌创作的“作新歌”。当建安时期“礼崩乐坏”，乐府规则散亡严重，故拟乐府创作多出现题、义不和的情况。胡应麟说：“乐府自魏失传，文人拟作，多与题左，前辈历有辩论，愚意当时但取声调之谐，不必词义之合也。”[6]15萧涤非云：“不欲为旧题所囿，于是借题寓意。”[7]125所谓以古题写时事。进而形成建安拟乐府最注重歌辞的局面，刘勰称：“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1]243称其按照“三调”创作的新歌，歌辞并不典雅，而是另有时代风格。曹植曾说：“左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1]“乐府”引，257如此说法，也是为自己的拟乐府创作突破乐曲的束缚而张本。于是，“三祖纷纶，咸工篇什，声歌虽有损益，爱玩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诗，抽其藻思，吟咏神灵，赞扬来飨”[3]676。所谓重辞不重乐，为五言诗脱离乐府奠定基础。 进而建安诗人的乐府诗创作开始有脱离音乐性的尝试，早期如王粲《从军诗》《七哀诗》，起于汉末，大概是当时的乐府新题，或是从乐府向徒诗过渡的作品，乐府的身份并不明确。后如曹植的乐府作品，刘勰称：“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1]259-260如徐公持说：曹植的作品“不用旧曲、旧题，全部自拟新撰，如《盘石篇》《驱车篇》《种葛篇》《名都篇》《白马篇》等，据现有史料，其题、辞皆无所依傍，与汉乐府作品以及其他作品无任何方面的关连，其篇题皆以歌辞首句为文，可以判断全出作者自创”[8]89。脱离了音乐性，就是纯粹的五言诗了。所以刘永济称：“今综观当时文制，五言一体，实多杰构，推原其故”，有“五言新制，天机乍启。人力未臻，后起之杰，得以使才”。[9]138 建安时期的诗歌创作热潮是由拟乐府兴起的；而建安时期乐曲的散亡，对乐府诗创作来说是不幸，但建安诗人以此作为自主创作、自主创新的起步，即注重辞而不注重曲，乃至脱离于曲，逐步以徒诗的五言为主。所以说，拟乐府成为建安时期诗歌创作兴盛的契机，也成为五言诗发展的契机，建安诗歌可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模板，新兴文体焕发出魅力，诗人们创制新文体，在新开辟的天地里尽情驰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