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对屈原作品、屈原人格精神展开了持续论争，客观上促进了楚辞作品研究、屈原人格评论的不断深入与楚辞专门之学的形成。文学的发展与语言相辅相成，关于汉代帝王对楚辞诵读语言艺术的喜好，以及其同楚辞在汉的兴盛之间的密切关系，前辈学者多有讨论。汤炳正《屈赋语言的旋律美》[1]、赵逵夫《屈原在完成歌诗向诵诗的转变方面所作的贡献》[2]多有开创性的探索。王昆吾《诗六义原始》认为“六诗是西周乐教的六个项目，服务于仪式上的史诗唱诵和乐舞”[3]。伏俊琏《谈先秦时期的“诵”》认为“先秦的诵可大致分为行人之诵、瞽史之诵和经师之诵。它们是中国早期经典流传的主要形式。‘诵’体现在文本上大致是节奏感强，韵律和谐”[4]。但是，对于楚辞诵读问题的研究，尚有颇多可深入的空间。 一、汉代楚辞诵读文献考辨 楚辞诵读的直接记载，最早见于刘歆《七略》，此条材料保存于《北堂书钞》卷一四四：“孝宣皇帝诏征被公，见诵楚辞。被公羊裘，母老，每一诵，辄与粥。”[5]此事又见载于《汉书·王褒传》： 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6] 这里的关键文字为“诵”与“诵读”，由于不少楚辞学者认为“诵”即歌唱，从而认为楚辞原为合乐歌唱的唱词，因而，本文以秦汉时代楚辞递嬗背景为考察视角，聚焦还原“诵”、“诵读”与“歌”所承担的不同语言艺术功能属性，从而还原《七略》和《汉书》所载楚辞诵读的历史场景。 《说文解字》“言”部“讽”“诵”“读”三字并列。“讽，诵也”“诵，讽也”“读，诵书也”[7]。《说文》“讽”“诵”“读”互释，表明三个词的语义功能大体一致，也说明三个语词所指的语言艺术形式甚为相近。相反，“歌”在《说文》归“欠”部，“歌者，咏也”[8]，“咏，歌也”[9]。《说文》“歌”“咏”互释。由此可见，《说文》所训释“讽”“诵”“读”与“歌”“咏”的内涵外延应有严格界限。“讽诵”、“诵读”与“歌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有声语言艺术表达形式，这两种形式今日犹存于现实社会生活中。“诵读”是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将文字作品饱含情感地大声诵出，以期与听者产生内心情感沟通，诵读是一种有声语言的再创作活动。汉代诵读语言艺术的具体声腔韵调以及与后世吟诵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其运用清晰响亮的情感语言，并结合多种言语手段再现书面作品思想感情意蕴，这应是可以的。而“歌”“歌咏”则与音乐紧密相连，其本质是“乐”。音乐有其自身的旋律流转，因而音乐的唱词并不强调字音的字调真实与完整，即是说，字调被乐律本身的旋律所替代，听者关注的重点不在语言本身的抑扬顿挫与高低长短，而在遗落字调后的字与字、短语与短语、句与句之间的内在旋律所传达的情感内涵。 二、诵读不必是歌唱 “诵”在先秦文献典籍中极为常见。《周礼》《左传》《国语》《战国策》《礼记》《论语》《孟子》皆有记载。《周礼·大司乐》载：“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10]贵族子弟学习诗歌有此六种训练方法，郑玄注谓：“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11]由此可知，“讽”应是直接用日常生活语言将识记于心的文字读出，没有任何修饰与附加，而“诵”则是一种有声调、有节奏、有情感的有声语言艺术，“诵”的形式是更富有音乐性的吟诵还是更接近言语艺术的现代朗诵，仅依郑玄的注解，我们已无法还原其历史原貌。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判明，“讽”“诵”虽具有“乐语”的节律，但与“咏”“歌”有着本质不同。《左传》也有诵诗的记载，诵诗一事往往由专人司职，与《周礼》一样，“诵”需要专掌技艺的专职人员以专门化的教育才能传承延续。《襄公四年》载：“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12]《襄公十四年》载：“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13]《襄公二十八年》载：“穆子不说，使工为之诵《茅鸱》。”[14]此类记载告诉我们，诵诗是一种需要专门训练的技能，其表达重点是将为人熟知的书面文字艺术化地呈现于声音，以浓烈而恰切的情感感染听众，达成言说者的传播目的。《国语》有关诵诗的记载与《左传》近似，《周语上》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楚语》载：“宴居有师工之诵。”《晋语三》有舆人之诵。诵诗已然是一种需经专业训练的专门技艺，诵诗者善于在公开场合运用富有情感的艺术语言呈现精炼的书面文字，以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礼记·内则》亦载：“十有三年，学乐，诵诗。”[15]显而易见，“学乐”与“诵诗”应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艺术技能形式，诵诗并不是必须借助于外在能发出乐音的物质形式，也不依赖于乐律，而是依靠人自身的发声器官来表达情感。因此，诵诗并不是音乐，而是有感情地用抑扬顿挫的声调诵读诗歌。《论语·子路》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6]孔子所谓的诵诗同样是在外交场合以恰当的文字引用来表达切合现实交际场景的情形，而不是唱歌。《孟子·万章下》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17]“颂”即为“诵”，《孟子》所记颂诗读书正是诵读诗书，与《汉书》所记诵读楚辞完全相同。《论语》和《孟子》关于诵诗的问题，《湛园札记》有考辨：“孔子曰诵诗三百，孟子亦曰诵其诗。诵之者，抑扬高下其声，而后可以得其人之性情与其贞淫邪正忧乐之不同。然后闻之者，亦以其声之抑扬高下也，而入于耳而感于心，其精微之极，至于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乐之盛，莫逾焉。当时教人诵诗，必有其度数节奏，而今不传矣。”[18]姜宸英考辨诵诗，关注诵诗语言形式的抑扬高下，诵者之所以要将语言艺术化地顿挫抑扬，其目的是“入耳感心”，用艺术化的语言感染听者，使其达到情感共鸣，甚得堂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