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9)04-0069-04 本文只想就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期向方家请教。 第一点，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山川呈瑞、地不爱宝，出土文献呈现出井喷的态势。尤其近二三十年，战国秦汉简牍相继出土，更是让我们应接不暇。我们生在一个大发现的时代，能够看到太多的罗振玉、王国维等前辈学者看不到的好东西。作为研究者，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也是非常幸福的。当前的出土文献研究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因为地下出土的文献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研究的内容与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有很高的关联度，尤其是习总书记在2014年访问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时候的讲话和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为出土文献研究带来了强劲的东风。目前，研究出土文献的相关机构纷纷建立。在各级各类项目中，有关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选题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最近两年，各级各类项目中还纷纷出现了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冷门“绝学”专项和相关选题。目前，有关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专业刊物已经达到了17种。可以确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出土文献研究都将是学术界的热点，成为吸纳研究经费、吸引研究人员的一块热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出土文献研究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潮流，我们要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必须预流，否则就是未入流。所以，我们选择从事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就是提前的预流。以蔡先金先生为首的研究团队在济南大学和聊城大学已经初步形成规模，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七届，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更好地推动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尽快成立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会非常必要。 第二点，出土文献研究圈子外的学术界，一直有很多人对目前已经经过科学鉴定的几大宗出土简牍还抱着真伪的疑虑。但事实情况是凡经过真正出土文献的专家集体鉴定过的简牍，还没有一宗材料是真伪难辨，或是原来被认定为真，后来又证明是伪的。浙江大学藏简的情况很特殊，当时的鉴定团队也是认定是伪的，后来因为各种特殊原因出版了，其结果就是学术界一片沉寂，这已经表明了态度。真正的核心学术圈子外，常常有人在讨论真伪的问题，其实讲真伪问题的人都是外行。不同于造伪技术已经很高的铜器和陶器，简牍的造伪技术现在还很低，不光从字体、内容来看很容易辨伪，就是用最简单的检测技术，比如说就一条，其饱水率现在就做不出来。像战国楚简的饱水率有的可以达到百分之四百，现在你就是每天往上浇水也做不到，它是经过上千年的慢慢渗透进去达到的。所以已经鉴定过的简牍都没有问题。 第三点，以往的出土文献中，有不少按后世的标准可以定义为文学作品的文本，现在的出土文献中还在不断出土这类作品。譬如前几年在殷墟就出土了一件甲骨，目前已经发表。这件甲骨字数很多，上面有很清楚的界栏，很显然是模仿简牍的形式，因为简牍是一条一条的，所以它也画上了一条条的界栏。它上面记载了一场战争，写的很细致，这是典型的记事刻辞，可惜上下残得很厉害。这件甲骨的出土打破了我们以往头脑中的成见，甚至可以说颠覆了我们的认知，以前没有见过这么规整的界栏和这么多字数的记事刻辞，这个是完全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和研究的。接下来北京大学藏的秦简和汉简会相继推出一些跟文学有关的内容，比如有一篇叫《善女子之方》，就是讲好女人标准是什么样的，句式很工整，而且是押韵的，类似后世的《女诫》或者是《女史箴》一类。还有一篇叫《公子从军》，是一篇俗赋，另外还有《隐书》，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谜语，还有用诗的形式写的《酒令》，都也很有特色。更大宗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安徽大学藏简，其内容极其丰富，其中有六十篇《诗经》，它有《侯风》，是以前不知道的，而且里面有大量跟传世本不同的异文，意义非常重大。除此之外，有两篇谈楚国历史的，字数很长。现在我们看《史记·楚世家》字数不多，但是安大简的一篇居然有一万多字谈楚国历史的内容，谈到楚国的祖先，比如说穴熊起名的缘由，就说穴熊长在洞里边，所以叫穴熊。原来研究文化的萧兵先生曾经有过推测，在《山海经》里边有一座山叫熊山，经常有神人出没，他就跟楚的祖先穴熊相比较。以前大家不相信，现在看来，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安大简记录楚国历史的这两篇，我提议命名为《梼杌》。因为《孟子》里边说楚国的历史就叫《梼杌》，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内容，比如楚辞类的作品，还有很多儒家作品，关于孔子的、子贡的都有，还有《占梦书》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对象。 第四点，对待出土文献要坚持几个原则。一个是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不轻易信古，也不随便疑古，而应该采取释古的态度。这个释古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出土文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知，颠覆了很多以往的传统认识，可以正史、补史。出土文献尤其是出土文献中的共时文献与传世文献相比，未经过后人的增删篡改，更为真实可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出土文献还有大量的保存在地下，对此我们要充分估价。在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进行比照的时候，不能因为没有出土文献的支撑就轻易地怀疑传世文献的真伪正误。这一点就正如王国维所说“然则经典上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这也就是学术界的熟语“说有易，说无难”。不能轻易说什么没有，如果说没有，可能明天就挖出来了相关文献。但也不能因为出土文献比传世文献更真实，未经过后世的增删改动就轻易的全盘接受，当成信史，必须要加以抉择和判断。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战国时代的出土文献不少就是当时人写的，是当时人眼光和观念观照下的历史和书写，战国时人看更早的历史并不见得比我们看更早的历史更准确、更深入、更清晰，当时就有很多伪托和编造，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