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正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留学的郭沫若，完成了以朝鲜为背景的小说《牧羊哀话》。在自传《创造十年》中，郭沫若声称这篇小说“只利用了我在一九一四年的除夕由北京乘京奉铁路渡日本时，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那全部的情节只是我幻想出来的，那几首牧羊歌和一首《怨日行》，都是我自己的大作”。至于虚构这篇小说的触发点，郭沫若将之归结为1919年巴黎和会引爆的“山东问题”：“转瞬便是一九一九年了。绵延了五年的世界大战告了终结，从正月起，在巴黎正开着分赃的和平会议。因而‘山东问题’又闹得甚嚣尘上来了。我的第二篇的创作《牧羊哀话》便是在这时候产生的。”①透过《牧羊哀话》，郭沫若建立起一个基于个人体验的复杂历史情景，各种历史元素交错碰撞的1919年的世界状况，被曲折反映在这篇相对简单的小说中，并因此使之获得独特的文学史价值。对郭沫若来说，这是一个中国作者在日本书写的朝鲜故事，其中蕴含的排日情绪因此暧昧复杂；就朝鲜而言，民族自决原则成为“一战”后世界和平决议的组成部分，这让朝鲜精英相信，朝鲜依据民族自决原则也应当独立②；从东亚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山东问题触发了中国的朝鲜记忆，朝鲜存亡始终是东亚政治的核心问题；就“一战”后的世界秩序重构来说，日本成功跻身于帝国主义国家行列，并试图通过巴黎和会“合法”取得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这将是其进一步殖民东亚的新起点。总体上，《牧羊哀话》以文学形式再现了“一战”后世界秩序重构引发的东亚地缘政治危机，并共振于五四运动所表征的中华民族主义悲情。 一、五四运动与《牧羊哀话》 “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所带来的世界秩序重整，深刻地影响了东亚地区。1919年3月1日，朝鲜发生争取国家独立的三一运动；同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在日后追叙中，郭沫若将朝鲜、《牧羊哀话》与五四运动联系起来：“不久之间五四运动的风潮便澎湃了起来。那在形式上是表示为民族主义的自卫运动，但在实质上是中国自受资本主义的影响以来所培植成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于旧有的封建社会作决死的斗争。自从那次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化便呈出了一个划时期的外观。”③ 就“民族主义的自卫运动”这一定性来说，朝鲜三一运动与中国五四运动具有内在一致性。此一时期的日本，也处于民权兴起的大正民主时代(1912-1926)，明治时代形成的由皇室、藩阀、官僚主导的国家威权政治，遭到大众民主主义运动的挑战。这三个运动都是国民主体的现代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潮在东亚的表征。特别是中国和朝鲜，二者都以反帝反殖民的国内社会运动的形式，介入到战后国际新秩序的重建过程。先发的三一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发的五四运动。三一运动发生后，陈独秀在《每周评论》撰文指出：“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了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新纪元。……有了朝鲜民族运动光荣，更见得我们中国民族萎靡的耻辱。共和已经八年，一般国民不曾一天有明了正确意识的活动。……我们比起朝鲜人来，真是惭愧无地！”④“五四”当天的传单中亦写道：“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⑤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是相辅相成的现代性要素，社会民主运动通常也伴随着民族独立运动、地方自治运动的出现。朝鲜追求国家独立的三一运动，其实也是主张保障国民权利的民主主义运动，而五四运动亦是结合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现代启蒙运动。 郭沫若关于五四运动是资本主义文化运动的判断，也可以直接套用于朝鲜三一运动。争取国家独立是三一运动的形式性目的，在这个目的之中其实包含着其他核心内容：个人自主、人类平等、科学理性……三一运动的《独立宣言》开篇即声称：“吾等兹宣布我朝鲜为独立国，朝鲜人为自主民。以此告世界万邦，克明人类平等之大大义……”并申明运动的目的是“欲宣扬我旧来之抑郁，摆脱我时下之共痛，蔓除我将来之胁威，兴奋伸张我民族的良心，国家的廉义之压缩消残者，遂我个人人格之正当发达”，以及“良心与我共存，真理与我并进”的个性解放精神与科学理性思想⑥。国家独立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个人自主、社会平等和理性精神，国家救亡与社会启蒙是表里一体的共生关系，而不是彼此压制的对立关系。不过，国家存亡危机让民族主义的初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社会启蒙的基本诉求，民族、民主与科学相结合的现代启蒙运动，终而被理性地凸显为民族主义运动，立国压倒立人、立宪，成为中朝两国不同社会运动的核心诉求。在一个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政治空间，第三世界首先要追求国家独立带来的安全感，其实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历史选择。 启蒙与救亡、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五四中国的矛盾纠结，被《牧羊哀话》体现为“悲恋”与“反日”主题的共振。经过详细的资料考证之后，藤田梨那认为：“《牧羊哀话》的创作背景不仅与巴黎和平会议有关，而且也与朝鲜李王世子的婚姻有一定的关联。郭沫若从李王世子的婚姻受到启发，构想了这一篇以朝鲜为舞台的悲恋故事。”⑦1910年代后期，在日本政府的安排下，李王世子李垠被迫放弃与朝鲜贵族女子闵甲完的婚约，转而与日本皇族梨本宫方子订婚。日本殖民朝鲜导致的国家沦亡，显然是造成这起婚变的决定性因素。郭沫若创作《牧羊哀话》时，也许的确参考了这个事件，因为李垠的婚约登上了当时日本各大报纸。不过，就《牧羊哀话》创作的五四时代而言，这篇小说所涉及婚姻、家庭、国族等问题，也是新文化运动关注的重要问题，五四新文学之问题小说的兴起，也主要源于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关注。故此，《牧羊哀话》虽然以朝鲜为书写对象，但基本意涵却是五四启蒙精神，朝鲜不过是郭沫若表达启蒙思想的媒介。其中，“悲恋”主题指向主张个人自主的恋爱自由，“排日”主题表征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立场，《牧羊哀话》即是以朝鲜为舞台上演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当然，这照例也是一个救亡纠结启蒙、家国交织个人的叙事，并且在小说中被非常吊诡地表现为朝鲜属下以死效忠贵族主人的牺牲故事。实际上，早期东亚民族主义总是表征为一种“尊王攘夷”论，新国族共同体之建构需要附丽于帝王肉身，而现代国族认同中也往往游荡着传统帝国认同的幽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