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遥远又无所不在”　　

      钱钟书先生在1979年提及写于抗战时期的《围城》时曾说，他试图让“战争既遥远又无所不在，就像简·奥斯汀小说中的拿破仑一世战争一样”。①

      《围城》问世以来遭受的诟病之一，即这部战时作品没有正面书写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②或许钱钟书晚年拿简·奥斯丁的小说来比附自己这部被文学史家称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③的作品，乃是一种追溯式的自我辩解。④不过，尽管钱钟书把拿破仑一世战争理解为简·奥斯丁小说中“既遥远又无所不在”的存在，但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关于简·奥斯丁在小说中有意或者无意识回避这场战争的类似判断依旧是层出不穷。正如有西方文学批评家描述的那样：“一直有人反复指出，奥斯丁创作小说期间正值拿破仑战争爆发，但她在小说中连拿破仑的名字都没有提到。”⑤“人们往往不认为简·奥斯丁是时代的女儿。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人常说她未提及法国革命或拿破仑战争，而20世纪的批评家则将这一指责(如果这算是指责)现代化，对她遗漏了工业革命而表示遗憾。”⑥

      在雷蒙·威廉斯那里，奥斯丁对战争的回避则被判为一种“故意忽视”：“简·奥斯丁故意忽视她生活的时代的决定性历史事件，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人们仍然在问，拿破仑战争到哪里去了？那是真正的历史浪潮。”⑦这种“故意忽视论”多少类似于哈罗德·布鲁姆的“排除论”，“所有文学巨著都建立在排除的基础上”，“奥斯汀再一次显示出，她的卓越艺术是建立在排除的基础之上”，“奥斯汀的浓厚兴趣在于清教意志的实际和世俗后果”。⑧

      布鲁姆的说法或许也为理解《围城》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视角：钱钟书所侧重书写的人性和人物心理状态似乎也可以从“战争”的“实际和世俗后果”的角度进行阐释。但这一阐释视野可能是钱钟书所无法感到满足的，甚至会在地下发出嘲弄的笑声，因为至少在他1979年的言说中，《围城》与奥斯丁的小说一样，并没有遗漏、规避、忽视或者排除战争。换句话说，战争在简·奥斯丁的小说中并没有缺席，而是“无所不在”的因素。正如有研究者阐述的那样：“奥斯汀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她不动声色地将时代的重大变化天衣无缝地编织在她所反映的日常生活中，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时代的变迁是如何在芸芸众生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他们的命运。假使没有与拿破仑的战争，军人也就不会成为绅士淑女迷恋的对象，就不会有民团驻扎在麦里屯，也就不会出现与军人私奔的一系列事件；假使没有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对于贵族阶层社会地位的冲击，奥斯汀小说中的绅士阶层也许就不会那么赤裸裸地数钱，那么盛气凌人、不得体地强调自己高人一等的身份。”⑨

      如果说，奥斯丁是“不动声色地将时代的重大变化天衣无缝地编织在她所反映的日常生活中”，那么，钱钟书也同样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了战争对芸芸众生命运的深刻影响，而且与奥斯丁的不动声色相比，作为时代重大主题的“战争”在《围城》中的呈现，则是刻意而为甚至是颇费周折的。

      因此，讨论的方向就不仅仅是《围城》是否触及了战争，而是战争以何种形态出现在文本之中。正如在奥斯丁的小说中，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不是奥斯丁的小说内景是否与进行中的历史潮流有关，而是以怎样的方式相关联的。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的方式值得借鉴。通过对奥斯丁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分析，萨义德洞察的是英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如何不仅仅构成了时代背景，而且是奥斯丁小说中的结构性因素：“在该书中，托马斯·伯特兰姆在安提瓜的奴隶种植园，对于曼斯菲尔德的庄园的静谧和迷人有着无可名状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奥斯汀的想像力以钢铁般的严格通过我们可以叫做地理的与空间的清晰的方式得到了表现。”⑩通过建构一种地理和空间的桥梁，萨义德发明了一种“全球视点”：“只有在简·奥斯汀及其人物所显示出的全球观点中，才能弄清小说的十分惊人的总体立场。……有必要强调，因为《曼斯菲尔德庄园》把英国的海外力量的现实与伯特兰姆庄园所代表的国内复杂情况联系起来，不从头到尾地阅读那本小说就不可能了解‘感觉与参照的体系’。”(11)

      萨义德的“总体立场说”对于考察《围城》也许同样有借鉴意义。笼罩在《围城》的叙事河流之上的，同样有一个“无所不在”的战争图景，也决定了钱钟书对于战争的总体立场，这种立场正是在作者1979年的追溯式评论中可以确凿见出的。而通过《围城》中作为比喻修辞的战争话语的诗学分析，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发掘小说中一种“感觉与参照的体系”，一种战争年代所特有的情感和认知结构，进而揭示《围城》中的现实感和历史性。

      因此，钱钟书晚年对战争书写的强调，为后人提供了解读《围城》的一个弥足珍视的视野。通过重读《围城》，可以领悟到“战争”是《围城》中的结构性的在场，尽管钱钟书在小说中的确并未直接或者正面书写战争题材和重大历史事件，但“战争”作为小说叙事者和人物的一种生活底色和存在背景，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存在。而“战争”同时也可能生成透视《围城》的一个微观诗学视野：所谓“无所不在”的战争在小说文本中到底是怎样具体书写与呈现的。本文试图提出的核心判断，是《围城》中的战争主要表现为一种话语、一种以比喻为核心的讽喻修辞；通过大量的讽喻修辞，战争也为小说中的人物提供着表意形态，进而使小说丧失了意义远景，也使钱钟书贡献了人类危机时刻的特有言说方式；而危机时刻的言说，也表征着“忧乱伤生”的写作者的文明反思向度和历史忧患意识，我们由此看到了一个战时的“中国人文主义者”的面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