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诗发生期的批评场域中，新文学内部的观点争鸣更值得我们关注，这些不同的新诗理念为新诗的发展分化埋下了伏笔。这些新诗理念的形成、凝聚和传播、接受亦需要一定的场域，而比较重要的场域就是校园和期刊。校园是青年的聚居地，对于文艺青年来说，校园期刊是文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对于校园期刊而言，学生的参与度较高，办刊者往往身兼编辑、作者、读者等多种角色，虽立足于校园，但视野又不拘囿于校园，这一现象在当时的北大、清华尤为典型，例如从北大《新潮》①走出的康白情、俞平伯、傅斯年等白话新诗派诗人群，从清华《清华周刊》②走出的闻一多、梁实秋等新格律派诗人群。《新潮》顺应新文化运动潮流而生，是当时与《新青年》同声共气的著名刊物，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创刊伊始即受到各方关注；而《清华周刊》创刊时间较早，存续的时间比较久，发行范围比较广，在校内凝聚了诸多志同道合的学生，也受到诸多著名学者和刊物的关注，在国内学术和文化教育界占有一定地位。故而，校园期刊并非在校学生的“自娱自乐”，其作用影响早已超出校园，对《新潮》和《清华周刊》这两种校园期刊的选诗标准、议题导向、诗坛互动等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校园期刊深度参与了当时新诗批评场域的形成。 一、选诗标准与诗歌价值论 在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的支持与鼓舞下，北大的学生刊物《新潮》应运而生，从某种程度上看，《新青年》为《新潮》提供了一个范本。傅斯年在《新潮》1919年第1卷第2期发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主张“白话文学主义”应以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为标杆。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傅斯年尤其认同周作人在《思想革命》和《人的文学》中提出的观点，并在文中抄录了《思想革命》的大量文字。这些都体现了《新潮》对于胡适、周作人等的追随。《新潮》以全部刊登白话文和白话新诗的姿态出现，编辑同仁有统一的立场，即“以近代人的语言来表达近代人的情感，所以全部用语体文而不登载文言文”③。《新潮》第1卷第1期就刊出《社告一》，要求投稿者在来稿里使用白话文，标点也要按照西方的格式规范使用，“古典主义与散文概不登载”，“句读须用西文式”，“小说、诗、剧等文艺品尤为欢迎，但均以白话新体为限”④。可见，白话新体是《新潮》选稿的必要条件。 与《新潮》相比，《清华周刊》相对“保守”，对待旧体文学的态度比较包容。1918年后，各大刊物纷纷效仿《新青年》刊登新诗，如《少年中国》《时事新报》等，这一时期《清华周刊》并未趋附潮流，仍然大量刊载旧体诗，直到1920年4月的第185期才出现第一首新体诗《莺声》。即使当《文艺增刊》作为《清华周刊》的专刊发表新文学作品时，旧诗也并未在期刊上彻底消失。1923年，《文艺增刊》第3期刊登了一首旧体诗《夜悼亡友李君烈源》，编辑还特地在《集稿余谈》中作出说明，“一切旧式的诗歌小说，《文艺增刊》本定不代发表；但有时作品中情挚恳切而又富于‘本地风光’的意味者，则我们只好不问体式的新旧，艺术的能力如何，而择优登录；这就是本期登有旧诗一篇的缘故”⑤。可见，《清华周刊》虽提倡新文学，但对旧体文学并非一概拒绝，诗情也是选稿的重要考量因素。 《新潮》刊登白话语体文，不单是兴趣使然，而是上升到编辑的“觉悟”层面。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杂志纯是由觉悟而结合的”⑥。这种“觉悟”的背后，是对“白话语体”的尊崇以及对胡适等新文学先驱的观念认同。自从听过胡适的课之后，《新潮》的发起者傅斯年、顾颉刚等为之折服，对于胡适所倡导的观念基本上都会认同拥护⑦。《新潮杂志社启事》上明确指出了《新潮》的宗旨，即“同人者集合同趣组成的月刊杂志，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⑧，可见其对“思想观念”的重视。《新潮》在“书报介绍”一栏介绍《新青年》为良善的读物，“《新青年》的可看之处，正因为他有主义；不发不负责任的议论，不作不关痛痒的腔调。他是种纯粹新思想的杂志”。而“白话诗的成绩尤好；有用西洋symbolism的方法的，有用中国旧诗的情趣的，有寓意很好的，有写景很卓越的”⑨。可以说，《新潮》紧紧遵循《新青年》的办刊方向，同时追随《新青年》的白话诗旨趣。罗家伦在《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中认为近代新诗的特色有：“(一)重精神而不重形式；(二)用当代的语言；(三)绝对的简单明了；(四)绝对的诚实；(五)音节出乎‘天籁’”⑩。他以此来驳斥胡先骕，可想他的选诗标准。胡适等人的诗作产生了范本效应，写景叙事类诗作从题材上看极易贴近“人生社会”，从写作手法上看，白描、记叙能满足具象化要求，议论更易跟“主义”“主张”挂钩，体现“觉悟”。因此，《新潮》刊发大量写景叙事的诗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潮》上的新诗作者大都是北大师生，而“出镜率”比较高的当属俞平伯、康白情、傅斯年、罗家伦、胡适、周作人、刘半农，后三者是当时白话新诗的先驱人物。《新潮》第1卷第2期首发新诗，篇目有：胡适《十二月一日到家》、叶绍钧《春雨》、罗家伦《雪》、顾诚吾(顾颉刚)《悼亡妻》、俞平伯《冬夜之公园》、傅斯年《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无是《嘲非有君》。这些白话诗基本上都是写景叙事性质，即便像《悼亡妻》这样貌似抒情的诗歌，也是大量叙说加少量议论的叙事模式。当鲁迅来信指出“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此后能多有几样作风很不同的诗就好了。翻译外国的诗歌也是一种要事，可惜这事很不容易。”傅斯年回复：“先生对于我们的诗的意见很对，我们的诗实在犯单调的毛病。要是别种单调也还罢了，偏偏这单调是离开人生的纯粹描写。我很后悔我的诗不该发表。”(11)《新潮》1919年第1卷第5期刊载了周作人《背枪的人》和《京奉车中》两首诗以作榜样，且在诗后说明：“我们新潮登载白话诗业已好几期了，其中偏于纯粹的模仿者居多。我想这也不是正常趋向。我们应当制造主张和艺术一贯的诗，不宜常在新体裁里放进旧灵魂——偶一为之，未尝不可。所以现在把每周评论里的这两首诗选人，作个模样”(12)。在《新潮》编辑眼里，“离开人生的纯粹描写”是不妥的，换言之，他们希望的新诗是“为人生”的，有明确思想意义的。《新潮》1919年第2卷第2期刊发了傅斯年《心悸》和《心不悸了》两首诗，在诗后有罗家伦的按语：“我们新潮上的诗，总觉得写景的太多；像这样‘Humanized’的诗实在狠少，所以我读了非常欢喜，并祝我‘人道化’的，孟真健康”(13)。看来，《新潮》所在意的仍是新思想，白话新诗必须承载一定的思想主张，追求社会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