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祝贺与补正：关于《朱英诞集》 十多年前，就听说有学人发现了朱英诞的大量手稿，正在整理出版中，但我闭塞得很，一直不知具体负责编校出版工作的是谁。直到2018年5月的一天接到华中师大王泽龙教授的电话，才知道是他负责完成此项工程的。6月初又收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寄来的一箱《朱英诞集》，委实是惊喜交集，惊讶的是朱英诞留下了那么多的文学遗产——有10卷之多、近500万字啊；欣喜的是这些被长期淹没的文学遗产，在王泽龙教授的团队、作者家属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终于顺利出版了，而且编印得如此漂亮，在我所见的现当代诗人文集里，无疑是后来居上的好。好事不嫌晚，这对一生心系于诗的朱英诞是恰当的补偿。祝贺王泽龙兄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做了一件好事，对朱英诞文学遗产做出了最好的保护。从此，这些凝聚了作者心血的作品有了“基本”和“基藏”，再也不怕失传了，诗歌爱好者也多了一部可靠的诗歌读本，文学研究者有了这套完备的文献做基础，则深入的研究自是指日可待的事情。看得出来，王泽龙教授及其团队是严格按照文献整理的学术规范、认真细心地从事编校的，工作做得很到位。比如，朱英诞晚年自编诗集的时候，对旧作多有修改，作者自然有这个自由和权利，编校者当然也应该据作者晚年的修订稿编入文集，但我们看到，编校者也把诗人生前出版或发表过的诗作，尽可能地找出初刊本或初版本，以校注的形式附录在修订稿之下，这是很负责也很繁难的工作。编者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下这些笨功夫呢？其目的乃是保存那些诗文本的历史原貌、让研究者可以省去翻检对照之劳，而能一编在手、一睹最初的面目，并与修订本相比较，做出自己的评价。这种良苦的学术用心是值得赞赏的。 由于朱英诞的许多诗文在他生前没有出版，而是以手稿的形态长期沉埋着，编校者是根据家属提供的手稿过录的，而过录和校订手稿无疑也是非常繁难的工作——那是数百万字的手稿啊，编校者必须具备相当的认字功夫、相应的学术修养和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才能过录和校订好文稿，而来不得一点马虎。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感谢编校者，他们的工作做得很耐心很细致，使得数百万字的手稿变成整齐可读的文本，遇到原稿中疑有讹误或脱漏处，也都尽可能认真地加了校注说明情况，体现出对作者和读者的认真负责的态度。 因此，《朱英诞文集》文字讹误甚少。 自然，完全无误是谁也做不到的。我随手翻阅了几卷散文，也只发现了个别疑似错讹之处。这里举第8卷的几个例子，供修订时参考： 1.《冶游郎》，第8卷第14页倒第4行：“自不防打马就走”，“不防”当作“不妨”。按，《冶游郎》原刊1937年《新诗》第2卷第1期，原刊即作“不防”，可能是作者笔误或是刊物失校。 2.《〈夜窗集〉序》：第8卷第40页第2段倒第4行：“这里没有庞犬，不是浮士德的书房。”此句的“庞犬”之“庞”可能有误，朱英诞也许是根据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里的情节来写的，但我来不及查对郭译中是否有“庞犬”，估计不会，因为“庞犬”不词，“庞”很可能是“厖”之误植，“厖犬”者，多毛之狗是也。另，同上文同上页倒第3行：“至于王阳明的《书斋铭》更是自邻以下了吧？”这里的“自邻以下”当作“自桧以下”，“桧”通“郐”，“自桧以下”典出《左传》所记季札观乐的评论，后来成为常用成语，估计朱英诞的原文作“郐”，而被误录或误排而又失校了吧。 3.《吴宓小识》，第8卷第60页第1行：“虽见巧思，殊实真象”，这是引用吴宓的话，我没有来得及查对吴宓原文，只从上下文看，引文里“殊实”疑当作“殊失”。 4.《跋》，第8卷第161页第5-6行：“盖要，言不烦矣”，衍一“，”号，当作“盖要言不烦矣。” 5.《冬述》，第8卷第171页第3段：“我把在沙滩时所选录的至《月亮的歌》为止的那本小书(按即《西窗及其他》)给他看”。复按，朱英诞编的新诗选原题《新绿集》，但朱氏晚年给自己的诗作和编选写了很多序，而常常改动集名，如据第9卷第467页《〈西窗集〉及其他》的小序，所谓《西窗集》就是《新绿集》的改名，第9卷第526页《序》中又言“我努力搜集，通读了‘五四’以来所有的诗集，除了选出一本《西风集》之外”，则《新绿集》又改题《西风集》。为免误解，此处应加注说明。 6.《关于白香山二三事》，第8卷第372页第2段第4-5行：“我们对古如金圣叹(远不如赵瓯北)，今如闻匡齐(也不及叶芝)的微词”，“匡齐”当作“匡斋”——“匡斋”是闻一多的斋名和笔名。 7.《病中答客难(〈慰情集〉代序)》，第8卷第431页末段倒第3行：“惟有号泣于旻天耳”，“旻”显然是误录，当作“昊天”。 8.《〈桐乳集〉序(兼怀废名先生)》，第8卷第465页倒第3行：“比起李白的浓刺来”，“浓刺”或当作“泼剌”。我们今天常说一个人“泼辣”，现代作家则常用“泼剌”。我估计朱英诞原文里的“泼”可能是繁体字而手书不免潦草点，致使被误认误录为“浓”，“剌”则被误认为形近的“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