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发生于“五四”前后，其生成、发展与现代文化传播、开启民智、社会革命动员等始终联系在一起。新诗的传播教育与其自身发展密切相关，而诗歌的传播教育问题，就是传统意义的诗教问题。由于“诗教”作为一种诗学传统、教育传统，自“五四”开始就遭受质疑和否定，因此诗教传统与新诗发展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两千多年的诗教传统在现代诗歌发展史中的命运如何，现代新诗建构究竟承续哪些具体的中国传统诗教观，以《诗经》为底本的中国古代诗教传统在当下是否仍具有积极意义，对之该如何进行传承和创新，这些问题在以往多被忽略，值得展开深入研讨。 一、诗教传统及其现代转化 “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核心概念，“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①这表明“诗教”概念出自孔子，其核心是“温柔敦厚”。历史地看，诗教是他为中华民族开创的一种诗歌教育传统，并深刻影响中国诗歌的发展走向。 诗教由“诗”和“教”组合而成，其意是以“诗”为“教”。 在孔子看来，《诗经》所书写的内容、表达的情感和思想可以通过阐释而传播，以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通过人们的广泛参与实现对社会政治、伦理的建构。“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虽是情感表达的结晶，却具有“兴”、“观”、“群”、“怨”等特点，能“事父”、“事君”，具有维系人际秩序的政治功能。不仅如此，在《论语·为政》里，孔子称《诗经》“思无邪”；②在《论语·八佾》中认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③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④在《论语·雍也》里，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⑤所以，“不学诗，无以言。”⑥这些是孔子的《诗经》观，也是其诗教观。孔子之后的儒者，诸如孟子、荀子、郑玄、孔颖达、朱熹等，不断注疏、阐述并践行这些理念，在中国诗歌教育史、文化史上形成“诗教”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 所谓诗教传统，简言之，就是孔子以降，以《诗经》为底本，以孔子的《诗经》思想为原则，延续两千多年的教诗、传诗以言志的文化传播、生产机制，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维系社会结构稳定的文化传统，其内容包括诗教实施主体、诗教原则、诗教方式、诗教目的，以及诗教性质等。诗教实施主体，由春秋战国以降两千多年里以儒者为主体的不同阶层成员构成，多数人默默无闻，也包括赫赫有名的经学大儒，诸如孔门弟子、孟子、荀子、孔安国、董仲舒、司马迁、毛苌、卫宏、郑玄、孔颖达、程颐、程颢、朱熹、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康有为，等等。他们既是接受者，又是阐释者、传播者，其人生和思想构成了两千多年来诗教的重要内容。《毛诗大序》承袭了孔子的诗教思想，认为“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突出《诗经》的讽谏教化作用，但应“发乎情，止乎礼义”，⑦即以“礼义”为其限度。郑玄注释《周礼》、《仪礼》、《礼记》，将“礼”引入诗教，在《诗谱序》中认为“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⑧将《毛诗大序》的讽谏说发展成美刺讽谏说。唐孔颖达领衔编纂《毛诗正义》，突出“温柔敦厚”思想，指出“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⑨《礼记·经解》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⑩将“温柔敦厚”定位为诗教核心，要求以“义理”教化民众，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中国社会的人格建构和诗歌发展。朱熹虽然也倡导温柔敦厚之教，但重点则在“思无邪”。朱自清认为：“朱子可似乎是第一个人，明白地以‘思无邪’为《诗》教。”“《诗》虽有参差，而为教则一。经过这样补充和解释，《诗》教的理论便圆成了。”(11)孔国安、朱熹等人对“兴观群怨”等也有特别的理解：“兴”，孔安国注为“引譬连类”，朱熹概括为“感发志意”；(12)“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即“观”的对象是风俗，它“不只是单纯理智上的冷静观察，而是带有情感好恶特征的”；(13)“群”，则指《诗经》具有组织社会、“使群体生活和谐协调”(14)的功能，强调艺术通过情感抒写以感染人群的特点；“怨”，孔安国注为“刺上政也”，就是在仁的前提下，对不良社会现象，“发牢骚”。(15)显然，“温柔敦厚”、“思无邪”、“兴观群怨”、“止乎礼义”、美刺讽谏等，是被历代儒者反复倡导的最重要的诗教原则。 诗教是借《诗经》言志，其方式是赋诗、教诗和引诗。按萧华荣的解释，赋诗偶为新作，多为吟诵《诗经》中的篇章；教诗就是教授《诗经》，阐述《诗经》之义；引诗基本上是引用《诗经》中的诗句。(16)赋诗、教诗、引诗就是以《诗经》为底本言说己志。孔子在《论语·泰伯》中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7)在《论语·季氏》中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18)在《论语·子路》中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9)可见，从起源上说，诗教就是要以礼义教人，规范人的言说，培育君子人格。诗教的本质就是政教。在先秦的政治外交生活中，人们往往以赋诗述政治目的，这在《诗大序》中表述得很清楚：“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20)诗教旨在维系社会伦理秩序，具有政治道德教化功能。张少康概括说：“孔子的文学思想以‘诗教’为核心，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认为文学是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的最好手段。”(21)这种思想贯穿中国诗教史，不只是对《诗经》的阐释，其他种类的文学也渗透这种政教思想。特别是宋代以后，“温柔敦厚”说也用于文之教，杨时在《龟山集》中认为“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22)“文以载道”应运而生，朱自清甚至认为宋以后“‘文以载道’说不但代替了《诗》教，而且代替了六艺之教。”(23)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文以载道”的覆盖面，不过，宋以后，诗教的含义确实泛化了，其“诗”不再仅仅指《诗经》，而是指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诗歌作品，诗教的外延更为广大，凡是以诗歌作品为底本对人进行教育，传扬“温柔敦厚”、“思无邪”等观念，以礼义规范人的言行维护政治伦理秩序，使社会机体得以有序运行的行为，都属于诗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诗教不断演变成为中国诗歌创作与传播的一大特点，并最终沉淀成为中国诗歌和教育的重要传统。 然而，“五四”前后，绵延的诗教传统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失去传延的固有土壤。在“五四”激进反传统的语境里，孔孟之道被认为是妨碍中国社会转型、进步的深层文化原因，吴虞、鲁迅、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郭沫若等无不撰文批判儒家文化；(24)鲁迅甚至说中国书“多是僵尸的乐观”，劝告青年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25)然而，诗教观念经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实践，却被沉淀、铭刻在中国历史深处，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26)所有这些构成中国文化教育最深沉的精神形式，且与诗歌创作密切相关，深刻影响中国的君子人格构造和审美谱系。这些不是轻易就能推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