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9)04-0129-11 袁可嘉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新诗现代化”论述，作为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总结①，一直都备受新诗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又有论者在40年代后期平津“新写作”思潮以及“民主文化”的背景中，着重探讨了其诗学建构的文化政治意涵，将一种难能可贵的“政治学视野”纳入到讨论中。②当然，如果不止于“民主诗学”的说明、辩护，而试图有所质询，这一“政治学视野”也有必要进一步错综化。因为，在40年代后期“天地玄黄”的转折时刻，不同的文化构想、政治设计其实处在激烈的对话、冲突之中，即便在袁可嘉置身的学院知识分子群落中，对于如何“打开一条生路”的理解，其实也不尽相同。要挣脱后来逐渐固化的论述方式，恢复对特定观念生成之时代位置、认识脉络的历史感知，与相关路径的比较、参照，应该也是一种必要的方法。 扩展来看，在当代的诗人、批评家这里，袁可嘉的批评理论也得到了相当多的认同，原因在于：以“综合”为核心的诗学建构，一方面坚守了现代诗的自主性原则，另一方面又强调对“现实”的包容以及诗歌心智的成熟。依照40年代与90年代的对应逻辑③，这种辨证的开放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诗与历史”这一现代诗学的基本焦虑，颇能切合90年代以来当代诗人语言意识、历史意识扩张的内在诉求，诸如“反讽”“有机综合”“辨证张力”“戏剧性”一类标签，也层层沉积，内化在当代诗歌的美学趣味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回到历史交错的脉络中，重新检讨“民主诗学”的限度与可能，对于当代诗歌自我认知的翻转、重新打开，或许不无裨益。 一、“民主诗学”与“第四组织”孕育 抗战胜利后，随着西南联大等高校的“复员”，一大批原来的京派知识分子重又聚集于平津两地，依托于诸多报纸副刊及文学杂志，以文化重建的方式回应时代命题、推进国家重建的意识，似乎成为普遍的共识。杨振声1946年10月发表的《我们要打开一条生路》④，可以说是“战后平津文学界建设新文化的第一声呼喊”，废名、沈从文、陈衡哲、朱自清、李广田等，也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积极做出了响应。袁可嘉的批评实践，以梳理现代主义诗学和“新批评”理论为起点，进而批评同时代的“政治感伤性”，总结40年代诗歌的写作经验，在构建“新诗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最终拓展视域，阐发“诗与民主”之关联，提出“写一首我所谓现代化的好诗不仅需植基于民主的习惯，民主的意识……而且本身创造了民主的价值”⑤。以诗学建构的方式，来回应迫切的时代命题，“通过‘新文化’的培植来造成‘新国民’”⑥，这一过程确实发生在后期京派“文化建国”方案的总体背景中。当然，针对这样的“外部”解读，也有论者担心“新诗现代化”理论的独特性可能由此淹没，以至“不同于其他人的理论构架、理论细节甚至理论精髓反而显得晦暗不明”⑦。但换个角度提问，“民主诗学”的论述，是否能代表后期京派“文化建国”方案，同样也是需要考虑的。 正如上文提到的，在如何“打开一条生路”的理解上，北方的教授们的观点，原本并非一致。比如，在废名看来，“一条生路”要寄托在民族精神的发扬上，而孔子之道就是民族精神的代表⑧；朱自清、李广田则认为，这是一个“平民世纪”，“社会主义”与“民主”乃是今天的文学尺度，“一条生路”要在这样的时代意识中打开。⑨1948年11月，在北平即将被围之际，在由袁可嘉等发起的“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上，围绕今后文学是否要受“红绿灯”约束的问题，沈从文、冯至、废名也展开过论辩。倘若这次座谈会可视为后期京派作者最后一次集体亮相的话，那么进步与落伍的分野，也已悄然显露。在不同“生路”之构想的交错分化中，作为所谓“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中新生代的理论发言人，袁可嘉的“民主诗学”自然更接近于沈从文、朱光潜一脉，尤其是与沈从文提出的“第四组织”孕育的方案，有颇多呼应之处。 众所周知，40年代后期的沈从文十分活跃，不仅主持大报文艺副刊，聚拢年轻作者，而且延续抗战时期“经典重造”“文运重造”的思路，在《新烛虚》《从开发头脑说起》《从现实学习》《一种新希望》等文章中，高调阐发一整套社会重建、国家重建的主张。简言之，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之外，他试图另辟一条新路，“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⑩，以此来粘合分崩离析的世道人心。发表于1947年10月的《一种新希望》一文，就似乎具有某种总结性。此文将当时文化政治方面的“转机”，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尝试，二是学术独立的重呼，三是文化思想运动更新的综合”。所谓“政治上第三方面”，指的是“民盟”等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沈从文对此“第三方面”评价甚低，认为其依违于国共两党之间，没有独立的“政治”立场，而“欲收绥靖时局平衡两大之功”，遭遇挫折也是必然。对于“民盟”，沈从文颇多恶感，在相关的文章时常激刺，这也是他当时遭到左翼人士围攻的原因之一。(11)相对于“第三方面的政治”，第二种“学术独立”的呼吁当然更为重要，但沈从文也知道可行性不大，在目下情境中，“将不免近于‘闹市炼丹’”；他更为看重的，似乎是第三种文化思想“新的综合”，它普遍蕴蓄于不同的机构组织、社会群体中，“将在政治学术以外作更广泛的粘合于吸收……重在未来而不重在当前”，可以培养优秀的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以及各类文学、艺术、体育、管理技术人才。这种“新的综合”，沈从文又称之为“第四组织”的孕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