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9)03-0157-07 “散文”术语，无论古今，都属“多事之秋”，它的内涵与外延一直难以厘清。对此，一些学者干脆选择了“放弃”，这更说明它是散文研究领域中一个亟待解决的显在“问题”。考虑到中国古代“散文”一词根本未成为一个概念，为避免出现“谈论‘风景’以前的风景时，乃是在通过已有的‘风景’概念来观察的”[1]，所以，本文的标题只用“散文”术语。 一、当代“散文”术语“所指”之“多种维度” 当代散文研究成果堪称“丰硕”，但鲜有人关注其“内部”的研究，比如“散文”术语的“所指”，就在当代呈现出了多种维度。仅指当代文学散文时，其内涵相对比较单一，有广、狭之分，可以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而指称中国古代“散文”时，尤其是在一些老一辈的学者眼中，中国古代“散文”就指“应用文”或者“实用文”。郭预衡先生认为：“中国散文的产生，始于文字记事。中国的文字记事，大约是从商代开始的。这时不仅有了甲骨刻辞，而且有了铜器铭文。”他还说，中国古代书面语言中“是应用文字，但富于文采”的都可以称之为“散文”，如“巫卜之文”“史家之文”“诸子之文”等等。[2]这样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另外一种现象是，同样是一些老一辈的学者出于编写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需要，把这些被认为是“应用文”的“实用性极强”的书面语言，与其他文学形式诗、词、赋、戏曲、小说等相提并论。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至四册)，在梳理古代文学发展脉络的时候，既有诗、词、赋、戏曲、小说等文学形式的线索，同时也有所谓“散文”的线索。在先秦“历史散文”里讲的是“殷商至春秋时代的散文”、“先秦历史散文”以及“先秦诸子散文”等。其中“殷商至春秋时代的散文”，讲的是甲骨刻辞以及《尚书》《春秋》等。书里有这样一段描述：“散文是在文字发明以后才产生的，是最适宜于实用的文学形式。由于文字的记录必须有书写工具，如竹帛纸笔之类。所以散文的发展虽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却非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不可。……后来手工业逐渐进步，文化工具有了改进，书写日益便利，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才有可能出现长篇大论的散文和有组织有系统的散文著作。”[3]这段话特别强调了“散文”是“实用的文学形式”，明显是将古代文章冠之以文体“散文”，一方面强调“散文”(文章)的实用性，另一方面又特别定性它是“文学”。持此观点的教科书一直沿用至今。在《中国历代文论选》里有一段说明：“墨子所讲的文学也是广义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学术文、政论文”。既强调墨子有讲“文学”，又说明墨子的所谓文学即学术文和政论文？！此书在另一处说明里又有这样的解释：“《墨子》一书，是墨子弟子们根据笔记整理而成……其内容主要是墨子的思想，包括有后期墨家学派的思想。”[4]所谓“广义文学”是否就完全等同于墨子的学术思想了呢？！当代的网站随处可见这样的评述：“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5]这里既有“记史的散文”，同时还有“历史文学”，此处所论古代“散文”也明显被冠之以“文学散文”。而文中最后一个词语“历史著作”，又暴露出这些“史家”内心的矛盾与“挣扎”，表面要呼应所谓的“文学”“散文”，但实际又感觉名实不符，不得已“绑架”了“历史”。 值得欣慰的是，对于这种拿古代文献、典籍冠之以文学作品的现象，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明白人。比如冯友兰1948年在美国出版的英文版的《中国哲学简史》(2005年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1985年编辑出版的“新编诸子集成”系列丛书等，都毫无悬念地将这些古代典籍还原为哲学以及“子书”了。再比如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庄子》，此书认为先秦诸子竞相争鸣，开创了我国古代思想史大发展的先河，儒、道、墨、法四大学派成为此间的主要代表。《儒学价值的新探索》[6]一书，对儒学的认识也比较客观、清醒，把儒学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国文化思想、哲学思想的“拯救”。另外，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仅标题而言就充分表明了他对于魏晋文章的清醒认识。当代也有人对此类现象有所察觉，比如有学者认为“古代散文是指诗、骚、曲外的一切散体文章……无论相对韵文还是骈文，都不是从文章内容，而是从形式上进行划分。因此，中国古代散文是一个异常庞杂的范围，既含有文学也含有学术和应用散文，是不应该等同于现代意义的与小说、戏剧、诗歌并列的文学散文。”[7]这段话表明两点，一是认为中国古代散文是指散体文章，是对文章形式划分的结果；二是认为它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散文。这是对中国古代散文的清醒认识！而且作者在后文还对中国古代“散文”中的“散体文章”以及具有抒情性的“文学散文”做了甄别。无独有偶，还有学者撰文[8]指出，中国古代散文就是指文章，而中国古代“文”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虽然“散文”这个术语在中国古代也存在，但指的是与骈体文相对应的散体文，而非现代意义上的作为四类文体之一的散文。 事实表明，当代“散文”术语的“所指”是多维的，指文学文体散文、亦指古代应用文、还指古代“文学性散文”。而这三者其中的“差异”是有目共睹的。问题是尽管“散文”术语“所指”各不相同，依然被不同的学者拿来“自说自话”，好像是“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实际则是南鹞北鹰。正像有学者所言：“现代散文与古代散文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依然沿用‘散文’这一名称，从而引发混乱。”[9]那么，中国古代“散文”与中国现当代散文各自的流脉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所指”多义的现象？ 二、古今“散文”术语“所指”之演变轨迹 关于中国古今“散文术语”的辨析与考证研究，近40年共有20篇论文。最初的研究大多是关于中国古代“散文”术语出现时间早晚的考证，如有学者认为，“散文”一词出现在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之中[10]；后来的研究又由宋代前推至唐，认为唐代宗李豫所作《密严经序》里也出现了“散文”一词[11]；罗书华《“散文”概念源流论：从词体、语体到文体》[12]提出，作为固定名词而且与文体相关的“散文”术语早已在唐代初年大量出现，认为孔颖达(574-648)的《五经正义》里多次出现“对文……散文……”等等。这些不断涌现出的关于中国古代“散文”术语的考证研究，说明研究者都体悟到古今“散文”术语的“所指”是有差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