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9)03-0001-07 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鲁迅风”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有过极其辉煌的创作时代，鲁迅说其成就几乎在小说、诗歌和散文之上。进入新时期以来，伴随着商品经济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杂文创作又以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势头复兴、发展，以关切“今天社会围绕着转动的那些问题”(果戈里语)和内心忧患意识的抒发、尤其是对国民魂灵的针砭唱响潮头“大风”，其中清除“文革”流弊批判封建意识残余促进新的思想觉醒和解放、关注国计民生、反腐倡廉和倡导新的时代精神风尚是其三大创作主题。①这是近百年来“鲁迅风”杂文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唐弢先生中肯地说：“新时期的散文和杂文确实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可以这样说：比起鲁迅时代，比起建国后至1978年这一时期，新时期的散文和杂文都有突破。我个人认为杂文又比散文突破得更多一些。”②其中最有代表性、最有成就的作家是巴金、邵燕祥、林放和蒋子龙。 巴金：“讲真话”和新启蒙 以“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憩园》《寒夜》等小说而蜚声文坛的巴金，也同时是热心的杂文作者，早在1939年他就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出版过杂文集《感想》。进入新时期以后，他把创作的热情几乎全部投入到杂文创作中，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随想录》为代表。《随想录》连续写成的1978至1986年间，正是“文革”后国家拨乱反正、肃清极“左”思想和路线的流毒、实现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转变的关键时期。与之相伴而生的《随想录》，实际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精神先导，反映了改革开放“新启蒙”的丰富的思想状况。 1979年巴金说：原以为《家》所提出的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完成，“后来觉得话说错了。在我们国家，封建的余毒还深得很，农村里还有不自由的婚姻，甚至城市还有买卖婚姻，其他方面封建的东西也还很严重。我们要搞四化，封建的余毒就拖后腿，这个余毒不铲除，现代化就实现不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就要实现思想现代化，封建的东西必须改变，官僚主义等坏作风要去掉，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③在封建文化的废墟上决难建设现代化的国家，这是巴金认定的精神症结。因之，《随想录》始终紧紧围绕“反封建”这个主题，展开文化痼疾和现实思想问题的思考，而且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尖锐。1979年写的《一颗核桃的喜剧》由赫尔芩《往事与随想》记叙的官员和贵妇人分抢皇太子吃剩的核桃核的“喜剧性”故事引发，沉痛地诉说我们现实中拿“首长”恩赐的小果、草帽当圣物的“把肉麻当有趣”，充溢其中的愚昧和奴性，远远超出19世纪30年代小城官员和太太们的表演，是令人沉思的精神悲剧。在《长官意志》《小人·大人·长官》等作品中，从“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长官，长官当然正确”的社会心理中，针砭“官本位”“长官意志”这些封建意识残余的广泛性。同样的例子，《小骗子》《再谈小骗子》《三谈小骗子》《四谈小骗子》和《衙内》等，则由冒充高干子弟的小骗子屡屡得手屡屡让社会群体上当受骗的现象中，看到了封建“特权”思想的深广流毒：小骗子固然可恨，但许多人的“甘愿”上当更令人发指，这些封建意识是多么深入人心！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高老太爷”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新旧服装”，以革命的辞藻“装饰起来”，比原生的封建主义更可怕(《买卖婚姻》)。《随感录》几乎都是这样，不仅不断地有所发现，而且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鸟瞰思想文化的深层问题，警音辽远。 《随想录》的“反封建”是从反思“文革”悲剧为起点的。巴金认为：“文革”暴露的最严酷的事实是封建主义阴魂不散，而“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四人帮带来的”，而是民主法纪荡然无存的结果，这才使许多人“由人变为兽”(《三说端端》《我的噩梦》)。因之，与巴金反封建相辅相成的，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情眷恋和礼赞。令巴金由衷感念的是：青年时代“我没有走邪路，正是靠了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为首的新文学作品的教育。”(《为〈新文学大系〉作序》)“六十多年前多少青年高举着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喊着口号前进”，“今天，我仍然像六十年前那样怀着强烈的感情反对封建专制的流毒，希望看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科学、民主、人道一直是巴金向往和张扬的，“从根本上说，和他一贯的‘人民本位’思想密切相关。”④经过“文革”的历练他越发于此笃情笃志。但这种向往和张扬，在《随想录》里却是从对愚昧、专制、非人道和非科学的现象的抨击中实现的。这既与杂文的文体特点相关，也与启蒙理性的本质有关。巴金的启蒙理性实则是一种批判理性。 《随想录》是一本“我心写我口”的说真话的大书。真话昂贵。昂贵的真话藉以朴素无华的“无技巧”形式率性写出，看似平实和枝蔓，却情理渗透深入浅出，使读者没有“隔”的感觉，很容易声气相通进入作品，从中获得情感的历练和思想的启迪。正如鲁迅所说“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⑤ 邵燕祥：“诗”心遣论辨国运民瘼 邵燕祥最初是以诗作在文坛成名的，其诗集《在远方》《迟开的花》曾在新时期之初分获第一、二届全国优秀新诗奖。但他也很早就热心杂文创作，1946年十几岁时就曾在《新民报》发表作品四十多篇。新中国成立后邵燕祥认为“杂文的时代”已经结束，于是就不写杂文专写诗了。但当发现以封建主义为代表的旧思想、旧文化的幽灵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速朽”后，痛感“只想作诗人而不愿作清道夫”是作家的失职，就算是把诗当杂文写也“还是不痛快，索性发而为杂文”⑥，于是不惧挫折，深深移情杂文并越写越多。自20世纪80年代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共创作了《蜜与刺》(1986年)、《忧乐百篇》(1986年)、《自己的酒杯》(1993年)、《超越痛苦》(1996年)、《红尘小品》(1996年)等20多本杂文集。邵燕祥是中国新时期最多产、也是影响最大的杂文家。 邵燕祥认为，新时期杂文“最可贵的是批判精神的复活和提高”。而他的作品在这方面则尤其有代表性。大至天下大事国家要务，小至街头巷尾民风俚俗身边琐事，举凡文化传统、国民精神、生态环境、民主进程、吃喝拉撒等等无不在他的审视批判之列。邵燕祥杂文实际上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百科全书。其中聚焦的是两个点：一是现实重大政治、思想问题，包括官风腐败。例如，1980年他在开篇伊始就写下了《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土皇帝也不能要》《为新权威主义补充几条论据》等，对人们普遍残存的“皇权”意识、特别是理论界不断喧嚣的“开明的专制”和“新权威主义”论，施以严重的警告、深入的辨析，启示人们：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需要的是民主和法制，什么终身制、世袭制、等级特权、人身依附、裙带关系、山头行帮、家长制等统统应在清算之列。《吴江老矣，犹著新书》更对以“极权主义”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歪理”揭示得入木三分。在作者看来，官民关系的平等和谐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开明的重要标志，但由于我们仍然“拖着一条长长的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尾巴”(《人是有尾巴的吗？》)，以至于“娘打儿子有理”论(《“娘打儿子”论》)、“臣性”肆虐(《臣性》)、“以权压法”(《笑谈之余》)、觉慧变成“高老太爷”(《觉慧会不会变成高老太爷》)等仍然司空见惯，对此，邵燕祥都一一给予清算、针砭，不留情面。对于商品经济时代演化成的新的官风腐败，邵燕祥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堕落辨》《清官贪官优劣论》《打打苍蝇也好》《靠党吃党》《吃政治酒》《写于反腐败声中》《说隐瞒》等都是这方面的佳作。2002年，邵燕祥曾把新时期以来十年间写的反腐杂文80篇结集为《你这个坏东西》出版，并痛言“不再写反腐文章”。但嫉恶如仇的秉性使他欲罢不能。他不仅系统地揭示“以权谋私”“贪得无厌”“受贿”“瞒和骗”“享乐”等官风腐败的全面内容，而且尤其注重从思想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上揭示造成腐败的深层原因：最根本的是“法无定法”“法不责众”(《写于反腐败声中》)。他断言：“树立法律的权威是反腐成败的关键！”这类作品由于拖着历史的长影又包含着现实的苦痛和辛酸，让人感到特别沉重、深邃，是邵燕祥杂文受众最广、最惊世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