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无论是创作、批评，还是研究——都该正视小说与地方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中国小说有自家的传统。倘说词为“诗余”，那么，小说亦可说为“史余”。中国小说的来路，就是从史传、志书等转出。按照章学诚的说法，“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所以“六经皆史也”①。既然六经皆为史学，说小说为“史余”，也是说得过去的。现代以来，因应时势之变，中国小说穿越“历史三峡”(史学家唐德刚语)，在古今两代与中西两型之间交会激荡。如今，当代小说有无穿过“三峡”，尚难定论，但中国小说百年间融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小说史经验，确实值得总结。特别是眼下，中国小说家再学欧美似乎已取无可取(该学的都学了)，相比较讲来，有些小说家自觉返归传统，以地方性地理事物与人事经纬小说的努力，则更值得重视，因为，中国小说之为“中国小说”，就在它的中国元素；而史学、地学与文学的融通，正是中国小说最突出的“中国元素”。 有鉴于此，我以为提出当代小说的方志性问题，不单是对中国当代小说叙事经验的一种总结，同时也是在“重构中国小说诗学”的文学史高度，对当代小说创作经验的一种有力观照和检讨。当然，就这篇文章而言，不可能进入此一问题的本体性研究，我想做的，仅是对研究的缘起、领域、方法、原则等略加阐述。 一、为什么研究“方志性写作”？ 谁都知道，地方志是地方志，小说是小说，两者一属史学，一属文学，原本就相去甚远。地方志并非小说的必备要素，小说亦非无地方志则不成其为“小说”。之所以提出地方志与当代小说间的实践、诗学、小说史关系，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小说传统当中，原本小说与国史、野史及地方史就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同为小说，不同国家可能渊源不同。就中国的小说分析，历史是它的重要的源头。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把神话和传说视为小说之渊源，但神话与传说，事实上就是“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而构造出的“历史”。②司马迁的《史记》，本就有多处采信神话与传说的地方。至于被誉为“传统中国文言小说的巅峰”的唐传奇，它实际的渊源则是“包含了早期官修史书”和“汉六朝时期的非官方史传作品”等中国传记文学传统。③中国小说长期庇托于“史”的浓荫之下。出乎正史，便有《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等演义小说；入乎野史，则有《青异录》《南唐近事》《西京杂记》《酉阳杂俎》《唐摭言》《北梦琐言》《涑水记闻》等文人笔记小说。史学的过度繁盛，在一定的程度上，甚至抑制了中国小说的生长空间，使得小说发展相对较为缓慢，且地位极为低下，远不能与诗词文赋相比，更不能与历史的“大说”相提并论。 至于中国小说和地方志间的关系，则更为繁复紧密。一者，地方志作为地方史，实为一地百科全书式的文献大全和地情书，“举凡一地之自然环境、政事旧闻、经济物产、文化艺术、风俗民情、名胜古迹等，无不包容”。所以，一地之艺文志、人物传记和附属诗文辑录，自然是地方志必会记载的。而且地方志中很多记载遗闻琐事、人物生平的文章，本就是小说。另一方面，世人或专写、或偶一涉及到一地之山川河流、物产古迹、旧闻掌故、风俗人伦、奇人异事、典章制度等，又怎能弃方志于不顾？即便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样的正史类小说，亦是“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而创作出来的④。这里的“小说”，就包括了流传民间的说话故事。 中国当代小说，承继绵延的古典传统，“史”的余韵不绝。这当中既有气势恢宏的国史和正史，也有蛮荒古老的地方史、村史乃至是野史。远的不说，单就近四十年来的小说和小说家而言，姚雪垠、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刘绍棠、王蒙、古华、宗璞、高晓声、梁晓声、冯骥才、郑义、阿城、韩少功、李杭育、张承志、路遥、莫言、贾平凹、陈忠实、二月河、王安忆、阎连科、刘震云、迟子建、阿来、余华、苏童、毕飞宇、李洱、盛可以、徐则臣等，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作家作品名录。从一线作家到没成名作家，从写历史的到写现实的，写乡村的到写城市的，说每个作家的小说创作中都有方志元素自是夸大事实，但要说多数作家的小说创作或多或少都有参阅、披览而受惠于地方志，则并非夸大其辞。地方志的地方性事物和作家的想像力有机结合，塑造出众多铭刻着独异地方风情与生命气质的经典空间意象，如“高邮”“矮凳桥”“苏州”“大运河”“葛江川”“商州”“耙耧山脉”“高密东北乡”“北极村”“枫杨树乡”等。愈是古老的、较为封闭的地方，愈是有深厚文化积累和社会变迁缓慢的地方，作家似乎更愿意返回古朴的地方史，他(她)们的创作似乎就更难摆脱地方历史、地方生活的鬼魅般的审美诱惑。只是这些年来，当代小说与地方志的关系研究，总是被淹没在诸如“地域文学”“乡土文学”等概念的意涵之中，并没有作为一个学术论域独立出来而已。 这些年来，从地方志的角度评论和研究当代小说的文章，事实上也屡见于报刊。在论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铁凝的《笨花》、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老生》、莫言的《四十一炮》、王安忆的《天香》、阎连科的《炸裂志》、孙慧芬的《上塘书》、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贺享雍的《乡村志》等作品时，批评家们不止一次提到过“地方志”这一概念。有些时候，人们还会用诸如“方志小说”⑤、“文学‘地方志’”⑥、“方志叙事”⑦等颇具理论含量的批评术语，表达他们对文学和地方志之间关系的诗学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