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首部长篇《尘埃落定》出版于1998年，这是“新历史小说”风起云涌的时候，其时的社会文化氛围盛行着“远离××”“去××”的价值指标，所以，许多人把它当新历史小说来看，比如郜元宝教授宣布：这是“80年代末直到时下一直盛演不衰的‘新历史小说’，属于这个潮流中‘重述现代史’的分支”，“《尘埃落定》绕开以汉人为主体的现代中国史，关注边缘地域——汉族世俗政治中心与西藏高原神权中心皆鞭长莫及的川藏交界，讲述生活在这里的‘黑头藏民’及其末代统治者‘土司’们的传奇故事。要说它有什么特点，也就在这里”。①另有论者认为，翁波意西喇嘛“最后成为土司历史破败的见证者，这位跟随在‘傻子’身边的‘书记官’，常以预言般的智慧，点明历史，启悟世人。他有一句话几乎成了阿来创作这部作品的最基本动机：‘历史就是从昨天知道今天和明天的学问。’”②“说到历史大势，《三国演义》早就诠释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古代历史兴亡感慨”，当然，它“是在更加蕴藉深沉的寓言故事意义上”，“这个傻瓜对于包括土司制度在内的一切旧制度及自我的毁灭命运，都有清醒的觉察或洞见，从而传达了一种历史智者清醒的现代革命史的反思意识”。③ 笔者在考察中发现，《尘埃落定》虽写于1994年，但收集素材和构思创作，就用了十年时间。而它最早的起意是1985年，那时候还没有新历史小说，我们怎么能不摸材料，就断定它是新历史小说了呢？ 一、创作《尘埃落定》的缘起 阿来曾说：“写作《尘埃落定》时，我在民间文学中得到了许多启示。民间文学中有许多质朴、直接、大气的东西。”④这番话酷似韩少功1985年催生“寻根文学”时的豪迈声音：“我以前常常想一个问题：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⑤两人都强调民间文学能纠正当代文学的畸形发展，但韩少功倡导在前，阿来是紧步后尘踏上了寻根之路。 有两份材料，能进一步坐实阿来与寻根思潮的渊源关系：其一，阿来2009年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称：“就我自己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写作，那时正是汉语小说的写作掀起了文化寻根热潮的时期。作为一个初试啼声的文学青年，行步未稳之时，很容易就被裹挟到这样一个潮流中去了。”⑥其二，一直追踪阿来创作道路的藏族文学研究者丹珍草认为，无论刚起步还是今天的创作，他都与文化寻根有撕扯不清的关系，“青年阿来以写诗的方式，进入并参与了族群文化寻根的行列”，“文化寻根意识渗透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具体表现为对嘉绒大地不间断地漫游和深情描绘，以及在文学创作中与族群血脉的历史文化根脉的贴近或’对接’”。⑦丹珍草得出结论说，不只当初，就连阿来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都可以划入广义寻根文学的范围。丹珍草的说法很有道理。表面上看，“寻根思潮”在1985年之后一两年基本落幕，但它的涓涓细流，一直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时隐时现地流淌，直到今天，都很难说已经干涸，比如莫言、贾平凹、张承志和王安忆等人。深切镌刻着他们的生活痕迹的“地域小说”，不就是当年的“寻根小说”？只是这些地域小说的传统文化内涵远比当年的寻根小说深厚博大罢了。在阿来身上，可能正发展着一部“广义的文学寻根思潮史”。⑧ 但是，阿来这部小说的创作战线为何拉得这么长呢(1985年起意，1994年完成，1998年出版，有十三年之久)？作者的解释是，文学创作的目的不是阐释一种文化，而是帮助建设和丰富一种文化。这话听起来很费解。理解它，不能拿莫言、贾平凹、张承志和王安忆比较，而应拿与阿来有某种民族相似性的扎西达娃来比较。徐新建认为，将阿来与扎西达娃的异同性进行比较，能解释阿来为什么会写一部迟来的“寻根小说”：“不能不提及扎西达娃。后者虽然也具有类似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混血性’，但在汉、藏两种维度中，却显得似乎要倾向于‘藏’而不是‘汉’多些。或许这与两人的地域背景有关。扎西达娃由渝进藏，在藏域中心拉萨如鱼得水，融入了本土的‘主体民族’之中；而尽管同为藏族，身处四川阿坝的阿来，却甚至不能被纳入以行政区划为界的‘西藏文学’范围，只能被列在‘四川少数民族文学’之内(这也许便是其最近调入蓉城的原因之一)。”⑨阿来比较认可徐新建这种说法：“我的困境就是用汉语来写汉语尚未获得经验来表达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汉语写过异域生活，比如唐诗里的边塞诗，‘西出阳关无故人’……这种零星的经验并不足以让我这样的非汉语作家在汉语写作中建立起足以支持漫长写作生涯的充分自信。……从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应该说，我就这样左右彷徨徘徊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最后，是大量的阅读帮助我解决了问题。”⑩阿来没像扎西达娃通过进藏获得藏族作家身份，而是夹在藏族和四川少数民族之间很长一段时间。问题不在于用汉语来写青藏高原的藏人生活，而是他究竟应该怎样调整看青藏高原藏人生活的思维和视角。这能进一步解释，阿来没像大多数寻根作家，“寻根思潮起义”一起，马上就投入寻根小说的紧张制作，而是潜下心为这部长篇做阅读和素材准备。丹珍草说，阿来的创作习惯不是要为哪个突如其来的文学思潮献礼，而是要“对嘉绒大地不间断地漫游和深情描绘”。(11)他是一个真正明白后，才会动手去创作的作家。这就失去了成为文学思潮弄潮儿的绝佳机会。错失思潮援助，还会影响作品的出版。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为什么作品迟至三四年才出版的问题时，阿来说： 当时难出就三个理由。第一，文学界说创新创新，其实我们的创新力是弱的当出现一个稍微有点与别的写法不一样的作品时，他们没把握。第二个，我们的写作禁忌，源于……少数民族本身。……《尘埃落定》就是这样。……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刚刚开始，出版机构说你写这个是纯文学，现在老百姓不读纯文学了。(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