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9)07-0128-10 路：大后方文学的“中心意象” 突如其来的战争和灾难，国破家亡的惨痛经验，的确让抗战时期的文学里一度弥漫着“无尽的苍凉旷野”，充满了在旷野上苦苦跋涉，追寻着身体与精神归宿的“流亡者”。①但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思考的深入，这似乎无穷无尽、毫无希望的苦役之路、逃亡之路，却在流亡者踏遍祖国大地的生死挣扎里，升华出一个特别的意义，在绝望之路上发见了新的出路。于是我们看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尤其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作家笔下，开始密集地、频繁地出现了一个富有时代气息和现代色彩的中心意象：路。 这个“中心意象”，首先以其联结性，把“苍凉的旷野”从荒凉、破碎的阴郁中解放出来，变成了一个以“路”为纽带交织而成的个人、国家的亲密整体： 一条路连着一条路，/每一条路都通到无限去——/用脚步所织成的线络，/把千万颗心都纽结在一起；/从这里到天边，/从天边到这里，/命运与悲苦呀，/哭泣与欢笑呀，/互相感染着，互相牵引着……/而且以同一的触角，/感触着同一的灾难……② 进而又在“这里”和“那里”被联结成为亲密整体之后，把被迫的、茫然失措的流亡，转化成了有目标、有方向的主动追寻。就像徐在《公路》里所写的那样，因为有“如带的公路/盘旋到天边”，把眼前的“爱与梦”和千万里外“吞天的壮志”联结成为了有机整体，充满了艰辛的跋涉，也就成为了与祖国命运休戚相关的远行： 那何怪万千的老幼男女，/都愿在汗臭的车上装成咸鱼，/只因祖国有悲壮的呼声，/她们才不怕劳悴地远去。③ 这种有目标、有方向的行动，扭转了抗战初期政治、文化中心辗转向西迁移和撤退的趋向，最终汇聚成了一个民族走向明天，走向胜利的自由之“路”： 前进，一切都前进着，/骡蹄，车轮，足步，/沿途压下希望的花纹，/一切都前进着，/每条路都通到胜利，/通到南京、北平、东北……④ “路”不仅打通了物理、地理空间的阻隔，也打通了社会结构、情感的阻隔。个人与国家、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自我与他者等结构性的二元对立，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学中，被“路”逐一打通，进而重新铸造成了一个彼此相互呼应、相互关联的亲密整体。个人循着“路”走出自己，进入世界，又通过“路”把他者融入自我，把世界从冷冰冰的物理世界，变成了个人的生活世界：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忧愁/是某某山坡的一棵松树，/是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我们随着风吹，随着水流，/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⑤ 这样的联结和打通，显然不只是简单地把现成的、既有的事物汇集在一起，而是一种创造新事物、新生命的历史实践。大后方文学中的“路”，因而也不是简单的物理事实——杜运燮著名的《滇缅公路》，开篇第一行就提醒读者“不要说这只是简单的普通现实”⑥，更不是静止的名词，而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生产性装置。先行而在的同一性观念和联结的愿望，导致了“路”的诞生；而“路”反过来，把这种先行观念凝固成了生动、直观的物理实体。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特殊历史语境激起的强烈的“国家共同感”，因此自然而然地投射到“路”上，两者“互藏其宅”，“景生情，情生景”，⑦敞开了一个“情景交融”的诗性空间，把“路”变成了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作家表达、生产和维系现代“国家共同感”最重要的中心意象。 “联结”和重造“现代中国” 事实之为事实，感情之为感情，就在于两者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决定论关系。所以，山河破碎、辗转流亡的家国不幸，固然带来了“流亡者”的创伤体验，但也像朱自清热情洋溢地指出的那样，反过来激发了强烈的“国家共同感”： 抗战以来，第一次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统一；第一次我们每个国民都感觉到有一个国家——第一次我们每个人感觉到中国是自己的。完整的理想已经完成完整的现实了，固然完美的中国还在开始建造中，还是一个理想；但我相信我们的国家意念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借用美国一句话：“我的国呵，对也罢，不对也罢，我的国呵。”(这句话可以有种种解释；这里是说，我国对也罢，不对也罢，我总不忍不爱它。)“如今我只问怎样抱得紧你……”要“抱得紧”，得整个儿抱住；这得有整个儿理想，包孕着笼罩着片段的现实，也包孕着笼罩着整个现实的理想。⑧ “流亡者”的创伤体验主要对应着已经发生的既有事实，总体上属于被动的、静止的收缩性情感。强烈的“国家共同感”则与之相反，属于积极的、主动的创造性情感。正因为它不是事实，而是理想，是被山河破碎的事实激发出来的理想，所以它总是急切地寻找着自己的历史形式，渴望着通过具体的历史形式，把自身转化为“完整的现实”。 “路”的修筑及其联结性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表达和制造战时“国家共同感”的生产性装置。它植根于先在的愿望和情感需要，又把这种愿望和情感需要转化为具体的、直观的物理事实。通过这种转换和创造，人类才摆脱了自然的直接性和事实性压迫，创造了自己的世界，生活在自己的“想象的激情之中”，⑨完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自我建造。西美尔的论断，为我们理解“路”的根源及其生产性功能，理解大后方文学关于“路”的想象和书写，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