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19)02-0051-08 (续上篇) 十、海德格尔：搅局者式的哲学家还是新时代的先知？ 说到这里，我们就回到了开始时提到的问题，即如何来看待海德格尔关于“存在问题”的思考和发问？在我看来，海德格尔实际上是对存在的意义问题给出了一个了不起的揭示，他不仅仅是一个来搅局的哲学家，而且更像是一个新时代的思想先知。他在将近100年前就预告了我们这个以电脑网路的“虚拟实在”为起点的新时代的到来。 英国有一位哲学家，也是治思想史的大家，名叫以赛亚·柏林，他曾经有过一个非常有名的说法。他讲历史上的哲学家分为两类，一类叫“刺猬型”的哲学家，一类叫“狐狸型”的哲学家。狐狸型的哲学家思想非常灵活，经常变换研究的主题，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刺猬型的哲学家则不然，一生一世，只研究一个问题，锲而不舍，从不动摇。按照这个说法，海德格尔当然是一位“刺猬型的哲学家”。柏林的这个分类方式明显是从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的角度，但若从哲学和思想研究的意义来说，我更愿将历史上的大哲学家们分为另外的两类。一类是代表着一个时代思想或时代精神的巅峰，因而也是“总结型”的哲学家。这类哲学家的工作是要说明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是“如何可能”以及“如何正当”的，他们的思想是为他们所处的那一整个时代奠基的，譬如康德哲学之于我们的这个“科学时代”以及托马斯阿奎那哲学之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时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则属于古代思想的巅峰。另一类的哲学家则是哲学史上的“异类”或者“异端”。他们生来的任务就是“搅局”或者“解构”，是对现存的体系和其赖以为基的和不为人知的前提提出根本性的疑问，所以也最具有挑战性和批判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生不逢时，以失败告终。只有极少的几位，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或新的哲学的开启者，成为未来“主流”的开端和“先知”，譬如笛卡尔的哲学。我们知道，笛卡尔是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但笛卡尔在他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异端，他处在中世纪和现代之间，对于中世纪时代来说，他是一个异端和破坏者，是一个搅局者，但对于科学时代而言，它是一位开局者，先知先觉和先行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也会说，海德格尔对存在意义的发问也让他不仅成为旧时代的搅局者，更成为未来或正在到来的新时代的先知。 海德格尔有位学生，也是当代德国哲学中的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叫卡尔·洛维斯，他在20世纪60年代出过一本关于海德格尔的书，书名就叫《海德格尔：一个匮乏时代的思想家》。[1]按照传统的理解，我们当今的时代是科学昌明，文化发达，物质富足的时代。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无法和之比较，怎么在哲学家的眼中成了“匮乏时代”？海德格尔的另一位著名的学生是德国当代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叫马尔库塞，他的名著《单向度的人》[2]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因为这本书，马尔库塞和法国的萨特并列，成为20世纪中叶席卷欧美的年轻人思想解放和社会反抗浪潮的精神导师。无论洛维斯还是马尔库塞，他们所描述的真实反映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生存匮乏和异化的现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说，海德格尔就是我们这个“科学主义”时代的批判哲学家，他实际上要反对或者要批判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本质就在于把所有的“存在”变成科技主义的“单维度的存在物”，把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海德格尔写《存在与时间》，他的整个思路实际上就是想回到这个世界的原本根基、回到存在的根基处去，重新出发去思考，去发问存在意义的问题。我们前面讲过存在本身与现实的区别，发问这个存在本身就是要回到全部思想的那个源头，回到“光”的源头。在海德格尔看来，那就是我们的自然，后来他把它叫作天、地、神、人共存共栖的“四方域”。在这里，我们看到，海德格尔更像是以一位“先知”的身份现身。 十一、走投无路：我们走在大路上 有人说海德格尔文章很难读，但你读读他的哲理散文，那是写的很漂亮的。在离他所任教的弗莱堡大学不远的德国南部黑森林山区，有一个滑雪胜地，山谷秀丽，杉树挺拔，苍鹰盘旋，风景怡人。海德格尔很早就在那里盖了一座小木屋，以逃避城市的喧杂，专事写作和思考。在一篇描述他的这个“工作世界”的散文中，海德格尔这样写道： “我自己从不‘观察’这里的风景。季节转换之际，我日夜体验斯时斯刻的变化。群山无言而庄重，岩石原始而坚硬，杉树生长，缓慢而精心，花朵怒放，草地绚丽，散发朴素的光彩。漫长的秋夜，山溪的奔涌，积雪的平原肃穆单一——所有的这些风物变幻，都穿透日常存在，在这里凸显，不是在‘审美的’沉浸或人为勉强的移情发生的时候，而仅仅在人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其中之际……”[3] 在这里，海德格尔坦言他从来不像科学家那样和这个世界的“存在”打交道，也就是说，既不像物理学家那样去客观“观察”，也不像心理学家、艺术家那般去主观地“审美”和“移情”。相反，他更是简单地像生于斯，长于斯，栖居于此的那些个农民一样，“仅仅将人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其中”，只有这样，海德格尔接着说，“我们对存在本身的追问，就变得更加单纯，富有质感，产生的成果只能是原始而犀利”。[3] 海德格尔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科技至上的科学主义时代所出现的问题。在海德格尔对古希腊诗人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第一合唱歌《人颂》的哲学解读中，他一反传统颂歌式的解释，即歌颂人类如何从原始草苍的野蛮时代，经过理性启蒙和开发，发明渔猎，创造文明，建立国家。这样的解释展现的是一部奋力向上，用文明战胜野蛮，用理性取代蒙昧的人类历史。但海德格尔在此发问，这个历史真的发展向上，无限乐观吗？还是我们已经从曾经伟大的时代跌落，丧失了人类曾经有过的那种莽劲森然的原始生命强力和嗷嗷叫的存在力道？海德格尔认为，导致现代人这般乐观想法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我们被教育认为，历史的开端都是原始野蛮、落后蒙昧，所以也是弱小无力的。但事实也许恰恰相反，开端才是那最莽劲森然与最强力者，后继的东西不是发展，而是散发开来的肤浅化，它不能保住开端的内在气势，它让开端变得无关紧要，让开端的伟大成为浮夸，成为纯粹数量意义上的庞大臃肿与扩容。[4]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