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9)02-0057-04 乾嘉时期，学者一反宋明空疏之习，治学严谨，群经、诸史外，天文、历算、舆地、小学莫不赅综，钩沉索微，既博且精。在此风气影响下，严可均身体力行，广征博引，取众本之长，以足本、善本为底本，体例完备，校雠精审，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一、作为方向的回顾与反思 自问世以来，《全文》编纂缘起就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亦有不少精辟的论断和独到的见解。严可均在《全文·序》中言：“嘉庆十三年开全唐文馆，不才越在草茅，无能为役。”[1](P1)《清史稿》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嘉庆十三年，诏开全唐文馆，可均以越在草茅，无能为役，慨然曰：‘唐之文，盛矣哉!唐以前要当有总集。斯事体大，是余之责也。’乃辑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使与全唐文相接。”[2](P13255)当代学者杜泽逊也提出：“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始于嘉庆十三年《全唐文》开馆时，意欲以所辑与《全唐文》相接。”[3](P297)由是，“接续说”在学界广为流传。但是，这一说法值得商榷。 一为以讹传讹。《清史稿》所言“乃辑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使与全唐文相接”并非出自严可均本人。严可均在《上提学陈硕士同年书》《答徐星伯同年书》等涉及《全文》编纂的往来书信中并未提及接续一事。而所发“越在草茅，无能为役”之感慨是因其受《全唐文》馆臣所嘱辑补王昶《金石萃编》呈馆，但终究未能入馆一事。而严可均在《全文·凡例》中所言“是编大例遵《全唐文》”之语后有“《全唐文》不载诗，以有《全唐诗》”[1](P2)，旨在阐释不录诗体的原因，并非申明“接续”。清人袁昶对此也曾言：“不得入馆，负气去撰《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钞》。目录收录极富，欲以压倒唐文馆，其兀傲之气不可及也。”[4](P542)由此可见，《清史稿》“接续”之言似为不妥。 二为时序不符。嘉庆十三年十月，清仁宗下诏编修《全唐文》，成书于嘉庆十九年。而据笔者所考，《全文》编纂工作历时两个阶段：嘉庆十三年秋至嘉庆二十二年，为创制阶段。《全文》此时大体已成。俞正燮言：“(嘉庆)丙子及戊寅两晤铁桥于上元皇甫巷，相与检文及目，因言文已大备。”“丙子后，铁桥复搜校古书及金石、稗官其文真实可据者，乃能补至十分之一。”[5](P352)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四年，为整理阶段，主要进行缮写和补足工作。《全文》与《全唐文》编纂几乎同时开始，严氏能立即着手启动《全文》编纂，应是对《全文》体例已经有了成熟的构想和系统的谋划，或是早在《全唐文》开始之前已经在诸多方面有了充分的准备。另外，《全文》与《全唐文》在体例上差别甚大，《全唐文》仅未注出处一例就广为学界诟病，可见二者在编纂体例、编纂思想上的差异，接续一事确无实据。 三为管窥蠡测。清代考据十分发达，学者网罗散佚，缀拾丛残，孜孜不倦，搜集整理前代作品已然是学界的一股潮流。早在孙、严之前，王昶、阮元早已引领金石、小学汇总编纂之风。与其同时，又有章宗源辑佚书甚多，其中一部分归于孙星衍，另有一部分辗转归于马国翰，而马氏亦有《玉函山房辑佚书》五百九十四种，此为学界另一公案。另有彭兆荪辑《全上古三代文》八卷、《先秦文》一卷、《南北朝文钞》二卷，李兆洛辑《八代全文》。由是可见早在清廷开《全唐文》馆前，整理前代旧集在当时已蔚然成风，《全文》的编纂只是其中一例，故仅以开纂《全唐文》阐释“接续说”并以此蠡测《全文》编纂缘起未免有失偏颇。 四为以今论古。《清史稿》是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此时帝制终结，华夏一新，去严氏之世已近八十载，时异而世殊。乾嘉之时“文字狱”泛滥，《全唐文》因御旨而纂，接续一事必是严氏绝不会提及也不敢触碰的禁区。此处有逸闻轶事一件，为笔者考《全文》用书时所得，亦可作为旁证。彼时大儒阮元与严可均多有交游，嘉庆十二年，阮元在任浙江巡抚时，曾访得影抄宋徐刻本《晋二俊文集》，此本不行于世，《四库全书》编纂时便不曾访得，故将其呈进内府。严氏或曾有幸一睹，甚至可能双钩存录。《全文·陆云集》中案语指陈宋刊本录文顺序问题，但严可均在《附见存汉魏六朝文集板刻本目录》中未曾载录。在《全文·陆云集》案语中也仅是简略提及，未敢据实直录版本情况。严氏爱书如命，凡所见稀有之书亦多有跋序记之，而在此处却讳莫如深，极尽婉转。由此可见，对呈进内府书籍尚且如此谨言慎行的清儒，在彼时又怎会妄言接续御旨编纂的《全唐文》。 此外，还需指出的是，如此一部皇皇巨著，的确绝非严氏所谓“不假众力”可以成就的，历代学者对此普遍都有客观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如严氏好友俞正燮就有“实阳湖孙渊如观察之力”一说，陆心源亦言“如所辑《全上古三代六朝文》，以《百三名家集》、梅氏《文纪》为蓝本，增益无多”[6](P418)。吴鼒《夕葵书屋日记》称此书“实出孙星衍，严氏攘为己有”，今人曹书杰也认为严辑此书，“预其事者，尚有孙星衍、孙星衡、李兆洛等七人”[7](P156)。赵逵夫先生亦有“清人严可均在明人梅鼎祚《历代文纪》的基础上，以二十七年之力，补辑编成自上古迄隋三千四百九十七人之文为七百四十六卷，名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8]之语。 以上诸家虽各执一词，亦各有所据，但未能详尽。从前贤对《全文》缘起问题探讨的情况来看，归根结底想要溯回《全文》缘起，无外乎弄清三点：其一，《全文》编纂用书由何？其二，《全文》编纂方法为何？其三，孙氏对《全文》编纂贡献如何？由此三点出发，通过对孙星衍所撰《续古文苑》的探讨分析，这些问题似乎已经有了初步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