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9)03-0066-12 “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马奇(Charles Madge)于1950年发表的文章《私人和公共空间》以及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著作《人的条件》中被提到。①在理论随实践演化的过程中，不同的理论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的解读。香港大学的陈竹和叶珉对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进行了梳理，他们认为“可达性”(accessibility)是其基本属性，这一概念既包含了物质空间上的“可达”，即“进入和使用的权力”，也包括了社会意义上的“可达”，即“接受不同社会阶层、种族和团体的人，同时允许各种社会活动的发生”。基于他们的文献研究，笔者认为“城市公共空间”可以定义为：供居民社会生活和公共使用的、具有无差别可达性的城市室外开放空间，包括街道、广场、公园等。 “城市公共空间”是一个经典研究主题，一直以来受到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家、地理学家的关注。城市规划学、地理学主要侧重于对空间性进行分析：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通过对城市中街道、公园、老建筑的细致观察，深入考察了都市结构中存在的基本元素以及它们在城市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扬·盖尔(Jan Gehl)研究了空间与心理需求的关系，他认为空间的规划应该服务于人的活动，并提出了“人性尺度”的概念。而社会学则更关注物理空间背后的社会性，尤其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研究该议题的重要社会学家主要有：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lt)。“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意涵也随时代发生了演变，从最初的“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可以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②到“由熟人和陌生人构成的、包括了一群相互之间差异较大的人”③，公共领域的研究重点逐渐走向日常公共生活。从公共空间到公共活动，再到公共交往和公共领域，是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本文从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两个角度展开，对现代城市公共空间进行探究。 本文选取复兴公园作为“城市公共空间”进行研究，主要在于它具有较高的利用率和典型性。2014年，复兴公园被全球最大的旅游网站Trip Advisor评为“中国十大最受欢迎的公园”之一。作为上海这座大都市中的一个公共空间，它也是一个由物质环境与人文环境相结合形成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场所。一方面，复兴公园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它的历史底蕴和空间布局上，时空的交织影响着这里的使用者和公共活动，使其成为最受市民欢迎的场所之一。另一方面，复兴公园的使用者是社会中最普通的群体，对它的研究又具有普遍性。在当代社会生活的背景下，其具体形态和对于个体的意义值得探究。 一、复兴公园发展概况 复兴公园位于上海市中心黄浦区，是上海唯一一座保留法国古典式风格的园林，也是上海较早的近代公园之一。该园距今已有110年历史，最初是由法租界公董局出钱买下顾家宅花园，并聘请法籍园艺师柏勃(Papot)设计改造而成。1909年6月公园建成，同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对外开放，当时俗称“法国公园”。早期的法国公园只占有现在复兴公园中部的位置，1918-1926年，公园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建和改建，由法籍工程师约少默(Jousseaume)负责。其间，中国园艺设计师郁锡麒参加了部分设计规划工作，在他的说服下，公园西南部加入了中国园林风格的设计。因此，复兴公园在初期是一座以法式风格为主、辅以中国设计元素的公共活动场所。公园的最近一次改造是在2007年，聘请了加拿大WAA设计事务所设计师，本着“修旧如旧”同时满足市民需求的原则，对园区的设施进行了更新。 复兴公园见证了上海近现代史的百年兴衰，在这个过程中，园内使用者和景观设施随社会变迁而变化，逐渐呈现出开放性、公共性和弱政治力的趋势。1928年后，这里才允许华人进入，但需购票入园，年券从最初的1美元涨至1941年的12美元，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上海门票最贵的公园。抗战胜利后，公园开始面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因此，复兴公园的使用情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外籍人士独享、身份和财产形成的特权阶层享用、无差别的全民共享。与此同时，园内的大型群体活动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法租界时期，这里是法国侨民文化、社交、节庆活动的中心，大型群体活动主要包括霞飞(Joffe)将军来沪庆典和每年7月14日的法国国庆庆祝活动；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举办过劳军救灾游园会、全市劳军大会、抗美援朝文艺晚会等活动，20世纪60年代起，复兴公园被定为区级国庆节、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场所；而80年代之后，园内的群体活动体现出明显的弱政治力趋势，更关注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主要活动包括“玫瑰婚典”、国际茶文化节、爵士音乐节、科技民俗灯展等。而在景观设施方面，复兴公园在观赏性的基础上增添了休闲娱乐性，同时拓宽了使用者的年龄段，后设的动物园(1963年迁离)和儿童游乐场，为许多市民留下了珍贵的童年记忆。 复兴公园的使用者比较固定，无论年龄、国籍，大都以周边居民为主。它在见证上海近现代历史的同时，也见证了每一个生活于此的人的生命历程。不同于一些新建的现代化公园，复兴公园是一个饱含记忆之地。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一书中认为，地点之中虽不拥有内在的记忆，但它们对于回忆空间的建构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能够把回忆固定在某一地点的土地上，使其得到固定和证实，还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延续，这种持久性比起个人的记忆，甚至比起某些承载着一个时代文化短暂回忆的人造物品来说都更加持久。④因此，复兴公园的悠久历史通过记忆的方式投射在地点这个物理空间中。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现实载体，通过其自身的空间特征以及背后的意义体系，成为一个使用率较高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