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昆仑”一词的来源，历来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角度和方法，但是大抵都是以训诂的方式从字词原义去推估，似乎难有定见。“昆仑”与“崑崙”二词，所指涉的意义有别，从“崑崙”专指山名与造字学理来看，“崑崙”应该是后起之词，属于具体的地理山名或山系名，基本上没有超越性的概念。 目前所见文献，最早且明确的“昆仑”说法出自《山海经》。①《山海经》作为昆仑记录的最早载体，其成书历程犹有争议，而各卷所载的昆仑也多有参差。以“昆仑”一词于《山海经》进行检索，散见于《西次三经》《北山首经》《海外南经》《海外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等，分布方位可区分为东南和西北两种“昆仑”。其中，《海内东经》以昆仑虚为地标，既有流沙，又杂有大夏、月支等历史上具体的西域国名，应该如郝懿行、袁珂所言，此段文字是由《海内西经》内错简而来，该移入“流沙出钟山”节后。《海外南经》所记“岐舌国在其东。一曰在不死民东。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的情况应该也类似，或者至多只是单纯的地理名词，与《淮南子·地形》“崑崙、华丘在其东南方，爰有遗玉、青马、视肉、杨桃、甘樝、甘华，百果所生”②说法雷同。所以，位处西北而分别记载于《山海经》其他各经的昆仑，才是具有文化意义的昆仑。 从甲骨文的相关资料来看，殷商文化已有四方神、四方风的观念。丁山认为：“殷商文化时代四方风名，确含有四时节令的意义；其四方神名，则全是天空上的岁次……”③殷商文化与姬周以降的所谓东夷文化④，其所处地理位置有不少重叠，且关系密切；传说中的夏史，也与东方民族互动频仍。虽然目前还不容易具体掌握其神话内容，但是若以周人所传的《尚书》《左传》《国语》《山海经》等书为基础，似乎可以推测：即使周人继承了四方神、四方风的观念，如《山海经·大荒经》所载，同时保留了类似“岁次”、四季的原初内涵，则已然将殷商或东夷崇拜的上帝或神祇转化为天体名与帝王名。 例如《左传》关于东夷郯国称祖于少昊的记载，是历来学者经常注意到的材料。若整理《左传》的内容，有以下数则可以规模出大要： 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且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昭公八年) 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昭公十年)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名：……。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昭公十七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昭公十七年)⑤ 其中，昭公十年、昭公十七年的“颛顼之虚”，应该是天文中的星占语词⑥，“大辰之虚”“大皞之虚”“祝融之虚”也是如此；所谓的“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卫，颛顼之虚也”，指的是星占之中的分野观念⑦。《昭公八年》载“陈，颛顼之族也”，以及《昭公十七年》所提到的宋、卫、陈、郑，分别为大辰⑧之虚、颛顼之虚、大皞(昊)之虚、祝融之虚，形成一种特殊的对应关系。若以殷商故地、宋都商丘为中央核心，那么包括鲁、郯、卫、陈、郑等国，皆在其周围。那么此一区域所构成的传说圈，很可能就是承袭自殷商旧说，其区域与九夷的活动区域重叠。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还有一则记载： 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
重为句芒，属春、木、东；该为蓐收，属秋、金、西；修、熙为玄冥，属冬、水、北。虽然独缺南方⑨，但是不难看出这是方帝、五行的雏形。若将战国后期如《吕氏春秋》所形成的五方、五帝、五神、五色与四季整体系统来进行比对，则此一传说圈的方位观念原来很可能是上、下、东、西的立体四方，与四方风、四方神的平面四方不同。如右两图：一图为“平面系统”的四方分布；另一图为“垂直系统”，其上为帝俊，其下为颛顼，其东为太昊，其西为少昊。其间的转化过程与周人立国翦商有关，也与姬姓、姜姓两族的关系密切，于是在周人帝系的构成中，关于殷商主神帝俊的纪录也就在古籍中消失，基本上只保留在《山海经·大荒经》与最末卷的《海内经》。颛顼、太昊、少昊，则并入取代帝俊为上帝的黄帝系谱。 因此，在中国神话语境中的所谓“西方”，对应于中原以西的地理方位，之所以会成为周代以后上帝所在的圣域，尤其是西方昆仑的特殊地位，应该是周人承袭殷商文化的信仰观念，并因为建国于西陲，而逐渐形成的神话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