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制度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三维向度。制度治理是依托法律、村规民约等规则的治理，强调以制度、规约、规范来调整乡土社会的行为；经济治理主要是将产业振兴、脱贫攻坚作为乡村振兴的龙头，以产业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文化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环节，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有机组成单元。从治理的范畴探讨乡村文化，是对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多重功能的统合。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①《乡村振兴规划2018-2022》要求持续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倡导科学文明生活，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改造传统落后文化、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是基层文化治理的主要思路。乡村娱乐作为基层文化的表征，文化治理自然离不开对娱乐话题的探讨。当前，乡村娱乐呈现出边缘化、原子化的实践样态：集聚动员功能和符号功能的样板戏、扭秧歌等公共娱乐式微；玩牌、打麻将等边缘型、趣味型娱乐成为乡村娱乐的主要形式；农家书屋、电影下乡等嵌入型娱乐沦为指标化、任务化的刚性文化活动。要回应娱乐的边缘化、去公共化，对接文化治理，需要我们深入到乡土娱乐的实践中，重新审视娱乐的生成逻辑，探究娱乐场域的国家政治权力、基层自治权力、民众娱乐权利。 英国文化学者本尼特(Tony Bennett)首先从治理的角度探讨了文化，认为“如果把文化看作一系列历史特定制度形成的治理关系，目标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广大人口思想行为的转变，文化就会更加让人信服地构想”②。本尼特将文化的一系列形式、技术和规则运用于人的思想规训与教化，文化本身即是一种治理习惯、道德和伦理的技术。台湾学者吴彦明提出，文化是作为下层社会的道德、举止与生活方式的治理对象和治理工具。③他认为艺术、智识活动等文化现象提供了文化管制的手段。王志弘将文化治理界定为“藉由文化以遂行政治与经济及各种社会生活面向之调节与争议，透过各种程序、技术组织、知识、论述和行动等操作机制而构成的场域”④。这三位学者都是抽象地对文化治理的内涵进行了概括，或者将文化视为治理对象，抑或是将文化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对社会中的道德、举止和行为予以矫正，对大众文化中庸俗趣味所滋蔓的社会低劣情趣进行治理。⑤ 具体到国内，对农村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农民私性文化生活逐渐增多，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却不断式微。⑥它主要表现为农村公共生活的减少和公共空间的萎缩。超越家庭之上的村庄组织的公共性文化活动(如歌舞比赛、划龙舟、样板戏)逐渐减少，私性的文化活动(看电视、上网、玩牌、打麻将等)逐渐增加。探求娱乐的去公共化、私性化、边缘化，解释其内在的生成逻辑，剖析文化治理的路向，是亟待回应的议题。文章通过对基层民众娱乐实践的观察、分析，希冀揭示娱乐的边缘化、去公共化、私性化的共性及其深层次逻辑。 二、乡土社会的娱乐实践及权力效应 无论是基于文化的治理还是对文化的治理，都无法逃离权力的效应。乡村文化囊括的娱乐生活，是权力嵌入基层的重要试验场域。娱乐不仅是村庄民众消遣闲暇时光的实体性活动，而且是村民自我意义的社会化、外在化体现，更是权力对乡村文化界定、分类、评价、监视的客体。以娱乐文化的动力来源为划分标准，可以将娱乐活动分为自上而下推进的嵌入型娱乐、自下而上的内生性娱乐。不同意义的闲暇，被标签为各异的等级和标准，被基层治理主体在乡土文化场域书写为多类闲暇文化，并呈现着不同的实践样态。 (一)嵌入型娱乐：指标化、任务化 相比于玩牌、打麻将、广场舞等娱乐活动的民间自发性，农家书屋、电影下乡是自上而下的民生文化工程，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元素。然而，从我调查的案例看，农家书屋和电影下乡逐渐流变为数字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并未在实质上丰富基层民众的文化生活。 在我们调研的一镇八村中，有农家书屋的只有BJ村和CZ村。该镇党委书记提到：虽然我们有农家书屋，但是书屋缺乏规范性管理。一是因为没有专人，这主要是村里无资金的问题。没有专人管理，就谈不上专门化；图书没有标签化，体现出管理不是很规范，利用率也不是很好(访谈记录，A20180730)。在BJ村，农家书屋中的书基本上都是有关儿童动画、农业技术、政策宣传等方面的读物，书架上布满了灰尘，几乎无人阅读。⑦而且该村的书屋建在村委会办公大楼，为村民进入设置了权力的界限，提高了进入娱乐空间的成本。因为村委会属于表征地方性权威的自治组织，办公大楼更是治权在空间上的延伸，底层老百姓身处表征着权力的场域，会导致角色的不适应。政治权力在民众与阅读书籍的娱乐活动中平添了一道障碍。CZ村亦存在类似情况：我们也有农家书屋，但是书基本上是摆在那里，没人看。再说这些书都是各个单位捐赠的，基本上过时了，没什么价值。市区有一个读书会，我也参加了，但是每次都是那么几个人，每次都是可怜巴巴的到哪个单位借一下会议室，弄点水果啥。这个读书会坚持了十来年，也干不出什么事(访谈记录，A20180726)。 自上而下的电影下乡项目，放映的主要是类似于《厉害了，我的国》等影片，基本上没有民众观看。CZ村村支书谈到，他也安排放一点电影，但一般10个人都不到，看一会儿也就回家了(访谈记录，YP20180726)。随着互联网下乡，智能手机、网络电视在乡土社会普及，传统稀缺的电影娱乐被五彩纷呈的电视节目所取代，下乡的电影多为上映许久的抗战片，难以对接村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供需错位导致电影下乡工程成为单纯上映场次的“数字”工程，未成为初衷为满足民众文化需求的一项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