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标志着2016年开启的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浪潮终于演化为极端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现实。当前，西方极化的经济政治恶果无疑是极化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极化的意识形态有其极化的文化根源和价值基础。追根溯源，泛滥欧美50年的多元文化主义政治哲学思潮对今天极化的西方意识形态对立难辞其咎。现在是全面检讨和反思多元文化主义的时候了。本文旨在梳理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源流，总结其理论的成败得失，分析和揭示它与西方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奇特关联。 一、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源流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在加拿大和美国首先兴起并伴随着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浪潮蓬勃发展的一种政治哲学思潮。作为20世纪下半叶新生的政治哲学思想，它包括有三种主要形式：以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为代表的共同体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以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以艾利斯·马瑞恩·扬(Iris Marion Young)为代表的批判的多元文化主义。尽管三者的具体观点不同，但其共同点是坚持以社会平等和公正为方向的当代多元文化主义基本理念，主张尊重差异，保护弱势群体，追求多元文化的平等共存、共同繁荣。 当代多元文化主义与以往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多元主义(pluralism)、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等理论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一般地主张主流群体与少数群体的文化共存，而是从规范的意义上要求平等地对待少数群体，承认其价值，给予其地位。概言之，多元文化主义要求在尊重差异、承认价值的基础上保护黑人、妇女、穷人、残疾人和同性恋等少数或弱势的多元文化群体的平等权利和地位。其核心诉求是族群之间的价值平等，其理论基点是平等的政治哲学理念。 从源头上说，多元文化主义是1968年以后西方一系列社会、政治和哲学思潮的产物。在战后20多年的经济繁荣之后，西方经历了一个动荡的60年代。以美国反越战运动和黑人平权运动为起点，西方社会内部的反战运动、少数族裔运动、女权运动等各种运动此起彼伏，终于在1967-1968年间以西方各国青年学生大规模造反运动的形式集中爆发，并最终导致巴黎的“五月风暴”，史称“1968年革命”。1968年运动是一场并非以传统阶级斗争形式出现的文化革命，是一次争取社会—文化包容、追求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平等的运动，其意义在于：它在文化上提供了多样的可能性，在政治上提出了多元主体的平等主义权利诉求。1968年运动给后人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就是，它开启了多元文化主义进入西方文化主流的进程。 因应1968年运动后社会紊乱、价值冲突、共识破坏的复杂局面，1970年代初，西方出现了一场政治哲学复兴大潮。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和米歇尔·福柯(Micher Foucault)是这场政治哲学复兴的思想旗手，他们引导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沿着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个路向，回应了1968年提出的多元主义平等诉求。罗尔斯关于正义问题的思考及其对政治伦理问题的创新研究，是对困扰美国一个时代的价值危机的理论反思。他谨慎地将平等主义原则纳入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创立了一种平等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罗尔斯对多元的个人平等权利充分接纳、对弱势者表达底线关怀的理论，既发展了自由主义的多元包容，也捍卫了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在西方处于政治动荡的时刻为复兴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重建社会秩序、整合各界共识提供了希望。而福柯创立的后现代主义则誓言粉碎现代性的道德基础，解构以理性为中心的一切现代社会规范和伦理规范。它挑战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秩序，要求彻底颠覆启蒙传统的真理、主体和知识概念，试图通过确立差异的地位，用微观的多元文化权力来反抗总体权力，为多元主体争取平等权利。福柯的后现代主义在1970-1980年代开始向各学科领域全面渗透，产生出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葛兰西主义、新发展主义等一系列“后”、“新”理论思潮，相当于发动了一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革命，为此后40多年盛行天下的多元文化主义奠定了哲学方法论基础。 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宏观背景下，多元文化主义政治哲学从1970年代开始启动了其改变20世纪后期西方思想景观的理论征程。金里卡曾经这样归纳道：“‘公民资格’是20世纪90年代的行话，正如‘正义’是20世纪70年代的行话，‘共同体’是20世纪80年代的行话。”①从共同体主义到公民资格理论、再到1990年代的承认理论，三种思潮见证着多元文化主义理论高歌猛进的行程。 (一)共同体主义是多元文化主义的第一种理论形态 “共同体”(community)是古希腊时期古老的政治哲学概念，在经验的意义上是指一个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场所，可包括基于血缘、地域、文化、心理、经济和政治的各种共同体。在现代政治理论中，它是表达社会相互作用关系的特殊形式，指小到家庭、社区，大到民族、国家的各种公民整体。而关于“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②这一概念，则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围绕其形成了较系统的学说，但在1980年代以前，它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