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周濂：《如果多元文化主义是答案，它的问题是什么》，《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2期，第68～87页。 关于多元文化主义成败得失的争论由来已久。尽管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在1999年一度宣称，“多元文化主义已经获得了胜利”。①但是，这个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以至于在11年之后，金里卡不得不修正了自己的判断，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目睹了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某种反冲和多元文化主义的退却，打造国家、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身份认同及单一公民身份等观念得到重申，甚至出现了趋向于同化的回归”。② 巧合的是，就在金里卡修正观点的同一年，即2010年4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开宣称，多元文化的概念已经失败，而且是“彻底地失败了”。时隔五年，默克尔用更加强硬的措辞重申了上述观点，她说：“多元文化主义一直是一个骗局”。虽然，有学者批评默克尔犯了归因谬误，因为“德国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多元文化主义不可能已经在德国失败，因为它从未被尝试”。③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无论在理论建构、政策实施，还是现实政治的具体走向上，多元文化主义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个曾经的问题解决者越来越被视为是问题的制造者。 毫无疑问，西方文明和自由民主国家出了问题。面对问题，通常有两种反应方式：一是什么导致我们做错了？二是谁让我们做错了？前者引导人们思考应该如何改正错误，后者倾向于接受受害者心理和阴谋论推理。遗憾的是，在日趋两极化的今天，第二种思路经常占据上风，这让多元文化主义承担了太多不实的罪名，经常沦为与之相关但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的社会问题——诸如，移民融合问题、难民危机、全球化导致的经济格局再分布、白人蓝领工人阶级的失落感，以及少数族群政治意识的觉醒——的替罪羊。 本文试图追问这样一个总体问题：如果自由多元文化主义是答案，它的问题是什么。④在这个问题的指引下，检讨自由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意识和效力边界。首先，我将区分多元文化主义的三种表现形式，初步澄清常见的一些范畴错误和归因谬误。接下来，我将把论题聚焦在以威尔·金里卡为代表的“自由多元文化主义”(Liberal Multiculturalism)。金里卡的初始问题是——自由主义国家应该如何对待少数群体？可是困难在于，自由主义珍视的“理性的可修正性”与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的群体权利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虽然在一般意义上，金里卡强调前者的优先性，但在分析具体案例时，却更偏向于后者。本文认为，这种偏向不仅体现出自由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不一致性，而且会在现实效果上伤害个体权利，威胁公民身份的培养，继而导致“强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困难。我将在第三节指出，面对移民问题和宗教右翼保守势力的挑战，金里卡必须正面回应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提出的挑战，将问题调整为自由多元文化主义能否成为社会统一体的共同纽带？⑤进一步的，这意味着自由多元文化主义必须与宗教右翼和激进左翼一起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至于它能否成为答案，关键在于能否讲述一个令人信服而且引人追随的“化多为一”的故事。最后，正如金里卡所承认的，多元文化主义得以成立的两个前提是“国内安全基本得到解决”和“国内群体关于人权达成基本共识”。可是，这又造成了进一步的难题，即如果这两个前提已经得到保证，则多元文化主义是冗余的，如果没有得到保证，则多元文化主义是无力的。本文认为，这将使自由多元文化主义面临丧失独立政治理论地位的窘境。 一 多元文化主义的三种表现形式 为了澄清问题，本文将首先引入艾琳·布鲁姆拉德(Irene Bloemraad)关于“人口格局的多元文化主义”(Demographic Multiculturalism)、“作为政治哲学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 as Political Philosophy)以及“作为公共政策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 as Public Policy)的区分。⑥这三个层面的问题虽然经常产生重叠和交错，但如果不对之进行清晰的区分，很可能出现范畴错误和归因错误。 “人口格局的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更合适的说法是“人口格局的多元化”。毫无疑问，在欧美发达国家，人口格局的多元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6年公布的数据，到2055年，美国将不再存在一枝独大的单一多数种族或族群，白人种族将第一次在总人口中跌破50%的比重，移民是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过去50年里，接近5900万的移民抵达美国，多数移民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相比1965年，美国只有5%的人口出生于外国，到2016年，在外国出生的人口数目已接近14%。⑦毋庸置疑，欧美右翼势力的抬头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以另类右翼为例，他们之所以主张白人民族主义，根本原因就在于，随着人口格局的必然改变，担心必将导致“白人国家”的永久丧失，进而颠覆美国的立国之本乃至西方文明的根基。关于这一点，会在第三节再做回应。 就目前的问题而言，我想指出的是，把“人口格局的多元化”与“作为政治哲学的多元文化主义”以及“作为公共政策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概念上进行剥离，认识到“人口格局的多元化”有非常复杂的历史成因，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情况各有不同，尤其是认识到人口格局的多元化在时间顺序上远早于后两者，这将有助于避免出现归因谬误以及“追溯性的幻想”。比方说，凯南·马利克(Kenan Malik)指出，“19世纪的欧洲社会，从现在的视点看上去是均质的，但当时的社会并不这样看自己”。比方说，“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只有一半的人口说法语，而且，只有12%的人会说正确的法语”。而在维多利亚时代，“很多英国人也把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穷人视为另一类人”。⑧ 针对以上观点，有人也许会反驳说，19世纪欧洲的“人口格局的多元化”主要体现为阶级的差异而不是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差异，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移民大多来自欧陆内部，同化与融合的难度相对较小。对此可能的三点回应是：首先，阶级差异虽然有别于种族和宗教的差异，但与文化差异却存在紧密的关联。根据奥尔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的研究，非洲裔美国人的行为模式——比如，男性的家庭观念薄弱和补偿性的性生活模式——均可以在200年前的奴隶制中找到文化根源。这提醒我们，所谓种族差异，虽然无法彻底还原为阶级差异，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无可否认的强关联性。⑨其次，阶级差异直接体现为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虽然问题的根源有所不同，但其“病理表现”非常类似于种族和宗教的差异。比方说，在1864年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眼中，东伦敦贝思纳尔格林(Bethnal Green)的工人阶级“是一个分开的种姓，一个我们毫无了解的种族，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差异太大，我们与他们没有任何接触”。⑩最后，虽然战前移民与战后移民的类型有所不同，但是，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官员眼中，即便是来自于欧洲内部的移民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同化和融合的难题。他们对于新移民有可能破坏本土的传统和习俗、影响种族的纯粹性的焦虑，与100年后的欧美极右翼并无二致。(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