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子昂存世作品中，《修竹篇并序》无疑最为鲜明地呈示着他的诗歌理论主张。全文如下：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龙种生南岳，孤翠郁亭亭。峰岭上崇崒，烟雨下微冥。夜闻鼯鼠叫，昼聒泉壑声。春风正淡荡，白露已清泠。哀响激金奏，密色滋玉英。岁寒霜雪苦，含彩独青青。岂不厌凝冽，羞比春木荣。春木有荣歇，此节无凋零。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遂偶云和瑟，张乐奏天庭。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信蒙雕斫美，常愿事仙灵。驱驰翠虬驾，伊郁紫鸾笙。结交嬴台女，吟弄升天行。携手登白日，远游戏赤城。低昂玄鹤舞，断续彩云生。永随众仙去，三山游玉京。① 20世纪至今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中，这篇作品的《序》得到特别关注，被视为陈子昂师法汉魏、排诋齐梁的宣言。在此序所涉重要内容里，“兴寄”尤为引人瞩目。从现存文献看，该词偶见于六朝著述，至唐则首先在子昂此文中用于诗学，后渐被论诗者广泛接受。不过，子昂兴寄说的旨趣并未在《修竹篇并序》中得到具体阐发。因此，如何理解之、诠释之，便成为学界持续讨论、歧见纷出的话题。 应该看到，兴寄说所处的原始文本语境，乃是由序和诗构成的。这两部分文本共同营建出一个完整的意义空间，实具有互相证明、彼此生发的关系。就此而言，五古《修竹篇》就不仅是一篇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更是承载着重要理论信息、为我们诠释“兴寄”所必需的文论文献。而当代研究，恰好普遍存在舍诗而论序，低估《修竹篇》理论价值的情况。在这样的整体研究格局中，《修竹篇》即便在阐释兴寄说时被提及，也常被视作与《感遇》价值相似的外围旁证文献。即便指明《修竹篇》理论意义的时贤，似也多只是对这种意义点到为止，未作深细讨论的。②笔者不敢断言，诗、序并论之后，有关兴寄说意涵诠释的诸多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但至少有一点毫无疑问：在完整的原始文本语境中展开探索，我们的结论将更具说服力、更为切近陈子昂的原意。而讨论有关《修竹篇》表现特征的诸多问题，也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陈子昂此说与前代文学、尤其是与其力诋之齐梁文学的复杂关联。 “兴寄”中的“寄”，系寄寓、寄托之意，该词语义明确，当代诠释者并无异议。争议所在，往往在于如何解释“兴寄”之“兴”。笔者所见的相关观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其解释为“比兴”之兴。如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释兴寄曰：“指文章有深刻的含义。兴，即比兴的表现手法；寄，指有所寄托。”③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比兴说》：“所谓兴寄，就是比兴寄托……所谓比兴寄托，是指通过对目前事物的歌咏来表现诗人对国事民生的关怀和意见。”④彭庆生《陈子昂集校注》：“谓以比兴寄托深刻内涵也。”⑤在这一类诠释中，尚有将比兴与美刺、讽喻关联者。如周勋初认为，兴寄“即比兴寄托，运用委婉而形象的美刺手法，寄寓对国事民生的意见和理想”。⑥袁行霈等著《中国诗学通论》：“陈子昂所说的兴寄，就是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是《诗经》‘风、雅’的优秀传统。就其特点来说，它是通过‘因物喻志’、‘托物起兴’的表现方法，以进行‘美刺’、‘讽喻’。”⑦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所谓风雅、兴寄，是说诗歌应发扬《诗经》比兴寄托的优良传统，具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具体的要求是，关心现实，有为而作，作而寓讽喻寄托之义，例如指陈时弊，讽刺统治者，抒发对社会人生的感慨等等。”⑧至于另一类，则是将兴理解为“感兴”之兴。如罗宗强《唐代文学思想史》：“兴，是兴发感情；寄，是寄托。兴寄，就是有感而作，作而有所寄托，侧重点是在有所寄托上。这是对比兴说的一个发展。”⑨王运熙、杨明著《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隋唐五代卷》：“陈子昂《修竹篇序》之兴寄，也就是寄寓感慨之意……至于具体手法，则既可‘托事于物’、‘婉而成章’，如借咏物、咏史等寓意，也可喷薄而出，直抒胸臆。这两种手法都是陈子昂常用的。总之，兴寄强调的是真实深沉的感慨，而不局限于托事于物的手法。”⑩又如张少康认为，兴寄之兴“指感兴、意兴，是诗人浮想联翩，形象思维十分活跃时的一种状态”；兴寄说“要求以审美形象来感动读者，并从中体会到积极的思想意义”，“要求诗歌创作在审美意象内隐含有深刻的思想”。(11)成复旺则指出：“所谓兴寄，就是将自己在社会人生中有感而发的深挚之情，寄寓于眼前景物的歌吟咏叹之中。这是感物生情与寄情于物的统一，是兼及思想与艺术的创作手法。”(12) “比兴”说、“感兴”说，究竟哪一者是“兴寄”之“兴”的正解？抑或此二说之外，尚有其他诠释方式？ 无论将“兴寄”中的“兴”释为“比兴”还是“感兴”，都是有其诠释史依据的。我们知道，“兴”是中国古代诗学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自汉代以降，诸家诠释即歧义纷出，众多观点均有可能成为“兴寄”的理论渊源。因此，在进入正式辨析之前，有必要对汉至初唐的相关理解做一简要归纳。大要观之，这些诠释呈现出两个基本方向。一个是将兴释为“喻”之一种。《诗经》毛传便常用喻的思维方式理解其标注的兴句。孔安国将孔子“诗可以兴”之“兴”释为“引譬连类”。(13)郑众曰：“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14)郑玄则在将比释为“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的同时，认为兴乃是“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15)在这类理解中，兴与比实为同类概念，皆属“喻”。只不过比系本体和喻体关系明确的类比之喻，而兴在毛传、郑众的诠释中，似具有本体、喻体关系并不呈现于字面意义的托喻品格。在这类观念牵引下，比、兴合称，也就通常与赋对举，指托物以言情志、或特指托物以寄美刺讽喻。这既是对创作方法的要求，也是对创作内容、创作功能的要求。(16)而通篇都带有这种譬喻模式的作品，即是后人所谓“比兴体”（或朱自清《诗言志辨》所称“比体”）诗了。至于另一个诠释方向，则是沿兴的“起”这一本意衍生而来。《诗经》毛传所标兴句，一般位于全篇开首部分，故其兴义除“喻”外，亦当包含“发端”、“引发”之意。(17)刘熙《释名》曰：“兴物而作谓之兴……事类相似谓之比。”(18)挚虞《文章流别论》曰：“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19)这样的诠释，是将兴理解成心物相逢的感发之所得，于是，也就令其和比有了实质性区别，而与专指“感发所得之心理、情感状态”的“感兴”之兴、“兴会”之兴同属一类。值得一提的是，刘勰曾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讲道：“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20)可见他认为比、兴于生成原理、思维模式上存在“附理”与“起情”的性质差别，在内容、功能上则同属譬喻，且为政治讽谏服务。这就代表了一种折中的思路。至于钟嵘释兴为“文已尽而意有余”，在诸家中确属独立特出。不过，汉儒、刘勰辈以托喻思路释兴，本就规定了兴应具有文外之意；而钟嵘本人同样有过“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21)一类表达。可见《诗品》论兴，固然已不将其品格限定于政教，但仍是同汉儒譬喻说存在义理关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