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北约16个成员国和26个“伙伴国”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正式公布了关于北约东扩计划的研究报告。总的看，该《报告》对当前大部分的争议问题没有作出回答，而着重从原则上阐述了北约“为何”和“如何”扩大的问题，总体基调谨慎。这表明北约迫于当前的内外形势，已改变了先前在东扩问题上“快步走”的政策，转而采取了“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 一年前，北约在美国的推动下，曾在内部制订了快则3年、慢则5年接纳波、捷、匈、斯（斯洛伐克）为成员国的“快步走”计划方案。当时提出这个方案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虑：俄罗斯正陷于国内问题，无暇也无力顾及东欧国家的事务，而且俄当时在外交上对西方依赖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北约在转变职能方面作出能使俄信服的努力，并给叶利钦以某种支持和承诺，同时把接纳成员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北约东扩就有可能在不过分刺激俄罗斯的情况下而得到俄的默认。 北约东扩是美国在新形势下控制欧洲的重要一着棋。但综观当前整个欧洲形势，美国在东扩的方式上存在着两种抉择的可能性：一是在保持当前欧洲总体稳定的形势下“逐步地、透明地”实行东扩；二是在俄罗斯局势一旦发生“逆转”时强行实施快速东扩。从全局的和长远的角度看，显然是第一种对北约更为有利，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有可能将俄罗斯逐步拢在西方所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去，才能达到最终钓到大鱼的目的。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这次北约的东扩研究报告对俄国作出了较大的让步。它不仅没有触及对俄敏感的“扩大对象”和“扩大时间表”的问题，而且强调东扩进程将是渐进的、透明的，不会对俄构成威胁；同时，推迟就新成员国领土部署外国军队和核武器问题作出决定，还强调在东扩的同时将与俄加强双边信任和互惠关系等等。 北约这次之所以如此重视同俄的关系，主要是它感到俄罗斯内部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变化，俄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反对北约东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叶利钦本人也成了反对者的一员。而且无论明年大选后谁上台，这种“民意”都将影响新政府的决策。另外，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已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现已开始采取实际的对抗措施。据西方透露，俄总参谋部正考虑同前苏联某些国家组建新的防御联盟，并准备沿着俄西部边界最新部署军队和核武器，摆出不惜冒险重新走上“对抗”的架势。 本来，北约曾通过转变职能、邀请俄高级军事领导人访问以及建立军事合作等方式，同俄建立了某种“信任”关系。但由于近年来美国在波黑使用武力的问题上屡屡不顾俄的强烈反对而自行其是，从而大大增加了俄对北约“伙伴关系”的怀疑。故俄领导人目前又转为强调北约东扩是对俄安全威胁的一面，并声称这将会在欧洲造成新的“分界线”和“第二道柏林墙”，使欧洲“引起新的冷战”和“爆发战火”。其措词之严厉为前所未有。这表明，俄似已不甘心在东扩问题上一成不变地处于守势地位，而企图在被动中争取某种主动。因为：一、北约东扩直接关系到俄的国家安全；二、北约东扩将严重阻碍俄恢复其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三、北约东扩将打破现有的欧洲格局，将俄置于更不利的地位，特别是影响俄在未来欧洲格局中的地位。总之，如果北约东扩得逞，俄将很难恢复昔日的大国地位。这是俄目前无法容忍的。 在对待东欧国家加盟的条件上，针对某些申请国只强调享受北约庇护的权利而不怎么讲如何尽义务的依赖思想，《报告》明确要求贯彻权利与义务一致的原则。《报告》所提出的条件基本上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遵守《北大西洋公约》中规定的所有原则以及北约所制订的各项规则、标准及政策，特别是强调分担有关的防务责任、共同应付各项危机和提供相应的经费等；二是要完成军事体制上的全面转轨，其中包括改革军队的编制、体制和武器装备结构以及建立文人控制军队的国防组织系统等，都要同西方相一致或相协调；三是要消除相互间的纠葛，特别是事先解决民族矛盾和领土纠纷等问题，不能将不安定因素带进北约。看来，要完全做到上述规定，决不是三五年内的事。用文件形式把加盟条件系统地肯定下来，固然有起“法规性”作用的一面，但也似乎有为“放长线”制造理由的一面。 此外，北约内部对东扩问题上的考虑也并不一致。欧洲盟国大多数对北约东扩不很积极，它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整顿内部，并认为更重要的是与俄罗斯发展睦邻友好和合作关系，而不是首先东扩。在东扩的“方位”上，各国的考虑也不同。位于北约北翼的挪威、丹麦等国，侧重于首先发展同波罗的海国家的关系，以确保稳定欧洲北部地区；而南翼的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则将东扩和稳定巴尔干地区更多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涉及先接纳谁后接纳谁的问题。总的看来，欧洲盟国在东扩问题上的思想准备还不足，尚需时间进一步考虑和协调。这可能是北约决定“放长线、钓大鱼”的内部原因。 综上所述，北约放慢东扩步伐，是考虑了内外条件变化之后所作出的决策，既带有长期性，也带有阶段性。北约在坚持东扩政策不变的前提下，策略上变得比前灵活。从表面上看是后退，实质上是选择适当时机更平稳地更有把握地前进。至于何时提出东扩的时间表、具体对象以及何时实施，将主要取决于俄罗斯国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发展变化和美国对俄政策的发展变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