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5年开始，中国最早的一批公立大学逐渐创办，标志着中国大学理念已经初步走向成熟。①本文期望梳理汉文文献对university或college等相关词汇的翻译过程，尤其注重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创办前后的变化，发掘不同汉译及其兴衰替代的历史和文化含义，以探索中国大学理念的萌芽和演变。 关于中国大学创立以前汉文文献对university等西式高等学府的翻译，在本文之前尚无专门研究。从少数学者的相关叙述可以发现：当时曾经出现过各式各样的翻译，西方传教士在翻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对university或college等相关词汇的汉译迅速在中国流传，并取得支配地位。②本文梳理了从明末清初耶稣会开始的对西方university的翻译到民国初年“大学”成为固定翻译的全过程，揭示主要汉译及其更替的文化意涵，以及不同汉译蕴含的中国人认识西方大学、探索大学理念的不同心态和视角。从方法上说，观点的推进主要得益于对传教士、出洋中国人乃至国内官员士大夫、洋务知识分子涉及西方以及日本教育制度的基本文献的整体把握和具体解读。此外也运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1830-1930)作为补充资料，并对不同翻译在不同时期的升降替代作了统计。③具体而言，本文最重要的发现是从1866年到1895年是中国大学理念史上无可争议的“大书院时代”，这一时期尽管多种翻译并存乃至竞争，“大书院”却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人们往往是从书院的理想出发观察西方和日本的university或其他高等院校。甲午战争失败和北洋大学堂建立是“大书院”这个翻译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是，实际上其优势地位直到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官方政策以学堂全面取代书院才受到真正的挑战。 最早的翻译 西方的university在中国最早的翻译就目前所见，应该是出自明清之际传教士艾儒略(J.Aleni，1582-1649)的地理学著作《职方外纪》，这是汉文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对欧洲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校制度的介绍，而且就是用我们今天习惯的称呼。④后来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的《坤舆图说》也有大致相同的介绍。⑤《职方外纪》里提到欧洲的各所university还普遍使用“共学”的说法，也用过“公学”指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意大利博乐业(Bologna)大学。⑥这两个称呼后来并没有广泛流传。⑦《职方外纪》中也提到“书院”，不过看起来并不是指教学场所，而是指图书馆。⑧ 尽管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已经用“大学”翻译university，我认为今天将university普遍翻译成大学，是借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作法，而不是受到明清之际传教士文献的直接影响。因为从《四库全书》的编者以来，中国读书人便对这些文献中所介绍的世界地理特别是欧洲的文明，持相当怀疑的态度，雍正以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更是受到官方的限制，所以这些文献在中国相当长时间内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过，当晚清读书人越来越有兴趣了解西方的时候，这些收入《四库全书》的文献很可能被重新发现，充当一部分读书人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准备。 大书院时代 1.“大书院”的由来 晚清传教士再次进入中国时，跟先辈不一样，他们把西方的学校，甚至他们自己在中国办的西式学校都称为书院，因为他们了解到书院是当时中国最普遍的中高等教育的学校形式，希望这么做可以促进中西文化的沟通。⑨顺理成章university或提供高等教育的college也就获得大书院的称呼，原意即规模较大、级别较高的书院。 一般认为，书院兴起于唐代，逐渐发展出一系列私人办学的特点，比如自由创办、师生互择、自由讲学，渐取代官学系统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南宋以来书院更与理学结合起来，不仅强调自主研修学问、奖掖后学，还变成读书人试图转移人心风俗、改造社会与政治的基地。明朝后期围绕东林书院更形成了士大夫抗议运动的中心。书院的理想发展到顶峰，也因此遭到专制皇权的一再打压。清中叶以后，书院接受了官学化的改造而再度兴盛，其代价是受到政府严格的控制，失去了许多传统的自由，与科举考试的关系变得紧密，乃至和官学一样成为科举附庸，书院的理想和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差距。不过，许多著名的书院仍保留一定的自主性，仍为传统学术的中心，有志之士创建或领导的书院为学风向纯学问或经世致用再次扭转做了积极的努力。总而言之，书院的理想直到晚清仍然是士大夫珍视的价值。⑩ 从1866年到1895年，无论是中国派到海外的官员和其他出洋人士的游记日记，还是在华传教士的介绍文字，乃至国内主要官员给朝廷的奏折均普遍以书院称呼西方学校，并采用大书院作为university或提供高等教育的college的通用译法。(11)这段时期我称为中国大学理念史上的“大书院时代”。其特点是：出洋的中国人观察西方大学，多以中西文明交流为基本出发点，他们对包括书院在内的中国文明的基本信心尚未动摇，所以一般都比较重视传统书院与西方式大学的比较，希望能够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中国固有的书院制度而不是对其全盘否定。随着时间流逝，中国有识之士的态度也发生变化，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起初人们多强调西方大学与传统书院的共通之处，肯定在遥远的欧美也存在发达而完善的学校制度，可以与中国媲美。逐渐西方大学独特的优点越来越得到肯定，相比之下，现实中书院的许多缺点越来越暴露出来，但是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传统书院的理想被放弃，有些人宣称西方的大学比当时中国的书院更符合传统书院的理想。最后，越来越多人得出结论，传统书院的理想不能涵盖西方大学的所有优点，如果两者不可得兼，为了国家的生存必须引进西方的学校制度，书院的理想便不得不放弃，这样“大书院时代”也就终结了。1895年盛宣怀创办了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很快就改称北洋大学堂，更重要的是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不仅以“大学堂”作为university的官式翻译，而且朝廷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以学堂取代书院。这样“大学堂”便取代“大书院”成为university最常见的汉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