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核心功能是教学，教材作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对值得传授的知识形态的界定[1]，被认为是最基本的、权威的知识体系[2]，在大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3]。没有高水平的教材，就培养不出高水平的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完善高等学校教材管理体系，加强高等学校教材建设。依据高等学校教材建设的重点任务，我国高等学校教材的管理与建设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突出政府计划性，着力解决教材的“有无”问题；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期，强调政府规划与发挥学校自主性，着力提高教材的思想性和科学性，提高教材质量的阶段；第三阶段是21世纪初期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强化高等学校自主性，把教材建设与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结合起来的阶段；第四阶段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化顶层设计，把教材建设上升为国家事权的阶段。当前，我国高等学校教材建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需要新的谋划和新的突破。[4]这就需要对我国教材管理和建设的现状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找准问题，明确改革路线。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学校教材管理的基本经验 (一)建立国家、地方政府、高等学校三级教材管理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为积极推进教材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初步建立起国家、地方和高等学校三级教材管理体系。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建议恢复高等学校理、工、农、医教材工作领导小组。1978年，教育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发布《关于全国教材出版发行工作会议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明确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1986年颁布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国家教委、中央各部委以及高等学校在教材管理中的基本职责。国家教委在国务院的领导下，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制订指导性的教学文件，规划、组织教材编审；组织检查、评估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国家教委的指导下，管理其直属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教委统一部署，会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对高等学校对口专业的教育质量组织评估，组织和规划对口专业的教材编审；高等学校根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及修业年限、培养规格，可以按社会需要调整专业服务方向，制订教学计划(培养方案)、教学大纲，选用教材，进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 1988年，《高等学校教材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对高等学校在教材管理、教材建设方面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领导机制上，明确要求高等学校应由一位校(院)长分工主管。咨询机构方面，建立教材委员会(或教材工作委员会)作为学校在教材工作方面的一个经常性的研究、咨询和业务指导机构。组织与管理机制上，各学校应设立管理教材工作的行政机构，实行岗位责任制，建立并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保障机制方面，明确高等学校教材工作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费投入的责任。 到1990年左右，我国教材管理体制逐步完善。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大多落实了教材建设管理机构，有的成立了以主管部长为首的教材工作领导小组，有的在教育司(局)中成立教材办公室、教材处或教材编审室。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多数也成立了以主管校长为首的教材工作委员会，加强了对教材建设的领导和管理。[5] (二)构建教材编审、选用、出版和发行工作机制 1988年，《规程》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教材编写、出版的目标：编审出版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反映现代文化科学技术先进水平的教材；建设与教材编审出版任务相适应的高水平的编审出版队伍；建设现代化的教材出版印刷基地。在政策推动下，高等学校教材编审、选用、出版和发行机制初步建立。 其一，恢复和组建大学出版社。1978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建立大学出版社。1982年底，新建了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等9家大学出版社。1986年全国已建大学出版社73家，1990年达到90家，目前有超过100家的大学出版社。 其二，明确出版社教材出版的职责。根据1986年《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和1991年《新闻出版署关于重申高等学校出版社出版方针、任务及出书范围的原则规定的通知》，高等学校出版社都要以出版高等学校教材、教学参考书、其他教学用书和有关的学术专著为任务。 其三，进一步明确高等学校教材编审、选用、出版和发行机制。《报告》发布后，各部委相继出台相关专业教材编审出版办法，“九五”计划提出，建立适应新形势的高教教材编写、出版、发行、选用的运行机制。(见表1) (三)坚持自编教材和引进教材“两条腿”走路 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高等学校教材问题，教育部不断加强对教材的规划和建设力度。到1990年，全国高等教育已制定了三轮教材规划，累计出版了10 000余种教材。[6]各部委根据专业对口原则，分工制定对口专业通用教材的编审出版规划，出版了21 000种教材。[7]省级政府根据国家教委的教材规划意见，采取多种途径鼓励高等学校和教师参与教材的编写。同时，各个学校也先后成立了教材委员会、教材研究科等机构。高等学校教材建设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有目标、有规划的阶段。 在积极自编教材的同时，通过政府推动，引进教材工作稳步推进。1977年下半年，教育部集中选购外国大中小学教材7 000多册，8所全国重点大学选定外国教材4 000多册，其他部委选订外国专业课程教材10 000余册。[8]1979年，教育部颁发《关于高等学校外国教材中心图书室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指出，为把学校办成“两个中心”(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决定在全国设立九个外国教材中心图书室，主要引进理工科教材。1985年，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加强外国教材引进和改进外国教材中心图书室工作的意见》，对外国教材中心的引进方针和工作任务进行了新的部署，由过去主要引进理工科教材转变为全面、系统、及时、有计划地成套引进国外著名大学的现用教材，由单一的引进服务转变为引进服务与教材研究并举。外国教材中心也从原来的9个中心扩大为13个中心。经过大概10多年的发展，全国各外教中心引进教材、教学资料16 1950册。[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