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政府做出实施“211工程”“985工程”等一系列重大决策，致力于建成若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二十年后，中国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榜单上的表现向世界证明，“中国大学的成功可以成为各个国家学习的榜样，它代表了大学可以在拥有强劲的投资、政府引导、好的领导力，以及改革与现代化的意愿条件下，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跻身世界知名大学的行列”[1]，继而引发全球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国模式”的关注。“中国模式”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探讨最早发端于许美德(Hayhoe，R.)等学者从历史文化视域，将中国大学模式嵌入儒家文化传统来解释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与发展。许美德认为，与西方致力于大学层次多元化与学术高水平共存、平等的教育机会与结果增长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强化了社会等级分层，加大了大学体系顶端与低层之间的差距。[2]在马金森(Marginson，S.)看来，学术和国家治理密切联系的儒家传统促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高等教育快速增长，国家将大量公共经费集中投入在“金字塔顶端”，有意识地推动“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层次”的形成。[3]我国学者认为，同中国经济领域的发展相似，基于效率优先发展观、政府干预，以及工程思维、科技攻关方式，通过大学扩招、高等学校合并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等一系列改革，形成了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中国模式。[4]最新研究将这一模式进一步归结为强中央与强地方、强政府与强大学并存的分权模式，集中领导与分布式管理的内部治理，以及实践理性和渐进式改革的发展策略等。[5] 不论从国际视域还是本土实践，已有研究侧重从整体审视中国高等教育，乃至在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内建构中国模式。本研究聚焦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探寻“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中国模式。同时，以往研究虽然挑战了只存在一种植根于欧洲、发展于美国的主流大学模式的认知，提出存在另一种新兴模式的可能，但仍过多强调中西文化差异，将中国模式置于与西方模式相对立的假设之中。本研究旨在打破这一非此即彼的逻辑，探寻两者之间共通共荣的互动关系，探析中国模式正在和可能产生的国际影响。 一、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制度理论强调大学组织的生成与发展高度依赖广域环境的意义、界定及规则，关注内嵌于国家和世界环境中的文化脚本与组织规则对大学基本特征形成的影响。[6]步入21世纪，研究从单一的大学组织内在导向和封闭系统视角，发展到关注组织环境之间关系的开放系统观，强调大学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作为外在社会动力，变化中的环境条件通过改变大学的本质及其竞争范围，形塑大学组织模式。[7]本研究基于高等教育系统协调理论建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并根据制度趋同理论分析其影响。 (一)系统协调理论 1979年克拉克(Clark，B.R.)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的跨国组织研究》一书中提出了高等教育系统的“三角协调”(triangle of coordination)。三角内部的各个位置代表政府、市场和学术寡头权力不同程度的结合。所谓协调，即将高等教育系统的各种权力加以整合，使之形成系统。在整合的自然过程中，又分为官僚协调、政治协调、专业协调和市场协调四种整合方式。不论哪种协调方式，均需要与其他协调方式相结合。基于这种分析框架，政府、市场和学术寡头之间达成新的平衡。[8]随着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涌向高等教育领域，越来越多学者对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式进行拓展与修正，包括克拉克本人也在后期对创业型大学的研究中，开始重视大学行政领导作为主要参与者的重要性，引入大学管理自治的理念[9]。基于此，德波尔(De Boer，H.)等学者将系统协调进一步区分为政府规制、利益相关者引导、学术自治、大学管理自治和竞争五种力量，并将这种系统协调机制比喻为大学的“治理均衡器”(governance equalizer)[10]。 不论克拉克的“三角协调”，还是德波尔的“治理均衡器”，这些模型均局限在单一国家内部的分析框架。随着全球化进程，马金森和罗兹(Rhoades，G.)认为类似框架已很难反映影响世界高等教育系统协调的基本力量，进一步提出“全球—国家—地方(Glonacal Agency Heuristic)”解释模型，强调全球、国家和地方三个层次的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11] 如果说德波尔等学者对高等教育系统协调中各种力量的种类进行了横向拓展，那么马金森和罗兹则是对各种力量的层次进行了纵向深化。目前，有关系统协调理论的探讨主要从国际比较视角对高等教育制度的整合机制进行宏观分析。本研究尝试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全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解释中国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如何协调与平衡多种竞争力量，使之互相补偿、有机结合，最终形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 (二)制度趋同理论 1977年，迈耶(Meyer，J.)提出为什么不同的社会组织会有类似的内部制度和机构，即“制度趋同性”(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问题，又译为“制度同构”。迈耶强调一种大的制度环境或说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的重要性，提倡从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上认识制度趋同现象。具体而言，技术环境要求组织遵循效率最大化原则，而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用广为接受的做法。[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