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及其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9)04-0001-13

      一、研究目的与分析工具

      1.研究目的

      1978-2018年改革开放40年，是中共中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全力推进改革、全面升级开放、全方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40年，也是重建和确立新制度、不断支付制度成本与扩大新制度红利收益面的过程。1978-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从86.7万人增至3833万人，约增长了43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55%上升到48.1%，提高了46个百分点。在此期间，我国也从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以市场配置资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什么使高等教育资源在40年间由绝对稀缺转为相对稀缺？从制度视角分析，资源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配置问题，高等教育资源由绝对稀缺转为相对稀缺正是其配置方式优化选择的过程，而优化选择又是受一定条件约束的。当整个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过程也演进为制度转型过程。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正是分析解释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的动力及动因，也即推动制度转型和优化选择的动力及动因，进而实证分析改革开放40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变迁的特征与趋势。

      从制度的历史演进视角来观测改革开放40年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我们发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既深受外部制度环境，包括经济全球化、市场化进程、现代化进程的影响①，也深受内部制度安排，包括政府、市场、学术变革逻辑的影响。[1-7]所以我们观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变化以及分析提取其动力与动因，都是围绕这三股力量的生长、转型和变迁而展开的；本研究的逻辑思路也因此是通过构建制度分析理论框架、“三圈制衡”模型(三种力量动力模型)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程度指标体系，对研究问题进行理论推演和实证研究②。本研究的时间起点是1978年，它提供了改革初始的资源配置模式和状况，也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将长期处在不断优化配置的制度创新过程之中，本研究构建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程度指标体系及其观测记录是这一演进过程的最好实证文本。

      2.分析工具

      本研究的基本理论依据是卡尔·马克思的宏观制度分析与其演进的宏观与微观制度分析范式，以及转型期正在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理论。

      (1)制度分析框架。新制度学派认同马克思主义制度学说中的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发展会受到政治、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有时影响甚至是决定意义的。本研究的制度分析框架以马克思的宏观制度分析为基点，采用了新制度学派的分析方法[8-10]，把制度要素作为内生变量放在更宏大的框架中，观察它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分析中涉及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制度变迁三个核心概念。

      对大量政策、学术文献以及改革实践案例的分析表明，诞生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理论，既是我国制度创新的宏观指南，是持续解放思想的内容；改革开放40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研究亦是其重要的一部分。本研究对40年来涉及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1400多份国家正式制度文件的分析就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呈现，而围绕这一时代课题的浩如烟海的学术文献和生动案例更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的探索成果[11-15]，对此本研究都予以了深度关注。

      (2)动力制衡框架。伯顿·R.克拉克提出的三角协调模式为本研究提供了基本分析范式[16-19]，本研究构建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动力模型——“三圈制衡”模型(见图1)，试图分析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过程受三种力量(政府、市场、学术)演进制衡的情况，进而解释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创新的动力。

      

      图1 “三圈制衡”模型

      “三圈制衡”模型能有效阐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中，三种配置力量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的动力制衡关系，这为解释大学组织资源配置相对优化与三种配置力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般性框架：其一，除了能够解释高等教育宏观系统演变的动力来源外，还可充分解释大学内部组织治理结构受三种力量影响而产生的制衡关系。其二，能分析表达在条件约束环境中，国家宏观制度演进的动态过程和大学主体以能动的组织治理结构实现有限资源合理配置的制度安排。其三，增强了对不同国家或一国内不同制度安排的解释力。既可分析同一制度环境国家的不同“所有制”类型大学，如市场配置资源国家的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也可解释同一制度环境的不同国家，其大学资源配置制度为何差异明显，如法国与美国的大学。其四，阐明了三种力量逐步生长、互为支撑、相互制衡的过程，以及其必备和充分条件，形成对制度转型的较强解释力。

      (3)指标体系框架。本着“简单足够”的原则(不试图也不可能做到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的全过程、全景式“克隆”)，我们构建一个观测和描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程度的指标体系，进而研究其特征与趋势③。改革初始条件与体制改革诉求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的逻辑起点，指标选取主要考虑其是否客观反映基本事实，是否能揭示改革的内在发展趋势与特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程度指标体系参照初始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领域，划分了7个一级指标，包括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招生体制、就业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学术治理体制；22个二级指标，主要包括增量改革和关键改革要素，既有宏观和定性指标，也有微观和定量指标。借助转型程度指标体系，可以清晰地观测三种力量的动力制衡关系(见图2)。近十年来，这些指标逐渐向公共治理政府、多元市场机制、现代大学制度所构成的更集中制衡关系收敛。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制度创新呈现为一个不断酝酿、冲突、变革、规范依次更替的过程，高等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程度进行动态测量本身就是针对“制度不确定性”的制度创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