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在历经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激烈对峙之后，美国、苏联及北约、华约其他成员国开始推动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西德不仅大力推行“新东方政策”，改善同华约集团各国关系，还意使西欧各国对苏建立均势，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德在欧洲和平秩序下通过构建欧洲安全体系实现民族统一。然而，到70年代中期，东西方缓和的动力开始减弱。苏联在欧洲部署SS-20中程核导弹，导致两大集团军备竞争态势上升，对身处军事对峙最前沿的西德造成很大压力。西德总理施密特打破本国多年来对北约核战略的沉默，积极影响西方集团对苏联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开启了东西方军备控制向裁军转变的曲折进程。此后，历经中程核导弹危机(以下简称“中导危机”“中导谈判”)、短程核武器危机期间的东西方斗争，西德国际地位持续上升。至80年代末，西德对美苏核裁军和欧洲常规裁军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美苏都极为重视对西德关系。美国借推动西德所期望的全面裁军维系北约内部团结，同时确保美军留驻西欧，苏军则从东欧撤离。两德统一进程开启后，东西方裁军谈判成为襄助统一的平台，为其奠定安全和政治基础，同时受统一进程的影响发生了重大变化，促使欧洲安全格局深刻改观。 两德统一近30年来，西方对冷战期间东西方裁军进程与德国问题演变的研究已极为丰富，涉及裁军进程与东西方军事战略演变、裁军争论与西欧政党政治博弈及其与欧洲均势转变等多个维度。①同时，相关国家档案不断解密，政治家、外交家回忆录纷纷出版。本文尝试梳理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以厘清裁军进程中的东西方互动为美苏和西德等国带来何种压力、风险、机遇及收益；其后果又如何影响各国在两德统一进程中的战略、策略谋划；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国和西德为何及如何利用裁军进程实现统一后的德国参加北约这一战略目标。 本文第一部分探讨冷战期间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结构性特点，其对西德安全和内政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以及西德为维护安全并追求民族统一提出的构想。第二部分回溯中程核导弹危机期间西德面对苏联的军事—政治威胁，如何瓦解苏方在欧美之间“打入楔子”的图谋。施密特挑起中导之争，开启了西德取代英国成为美国在北约内首要盟国之途。科尔政府在危机期间对北约表示的忠诚，为日后两德统一时美国对西德的坚定支持打下基础。第三部分分析1988-1989年的短程核武器危机。其间，西德国民反短程核武器情绪高涨，美国担忧西德国内亲苏政党倒向中立主义，裁军谈判会威胁美国核武器和军队驻欧权利，遂迁就了西德对全面裁军的诉求，但推动其重点转向欧洲常规裁军，确保美军留驻西欧，苏军从东欧撤离。第四部分剖析美国和西德如何利用裁军谈判平台，使其配合“二加四”谈判框架，对苏联诱导和施压双管齐下，同时也做出一定让步，以实现统一的德国参加北约这一战略目标，并使北约管辖权东扩。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探讨两德统一与裁军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日后大国纷争的长期影响。 一、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结构性特点及西德的统一构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意识形态分歧、地缘政治目标差异以及军事上的相互戒备，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与苏联围绕谁来控制德国及其未来走向展开激烈博弈。事态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欧洲冷战格局，战败的德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德国，形势更趋复杂。此后，西德和东德被分别拉入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两德内部边界成为东西方军事对峙的最前沿。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实施遏制战略，驻西德美军和核武器随之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苏联则自1950年代中期起提出构建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希望借此击破北约集团，驱美离欧。 在核武器时代，美苏驻西德和东德的核武器和常规军力数量及战斗力都有显著增长。东西方的军事对峙给西德的国家安全带来巨大压力，也是其民族统一目标的巨大障碍；不仅使西德内部政治斗争不断，也使北约内部就核战略、对苏方针争吵不已，导致北约屡次面临解体风险。②凡此种种迫使西德就军控、裁军与本国安全及民族统一目标的关系进行谋划，提出长期构想。 (一)两大集团的核军备对峙和西德的安全困境 冷战期间，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若要遏制苏联，就不能像后者那样维持过大常规军力。因此，北约自建立之初就仰仗核武器对苏联实施“威慑”战略。不久，苏联也掌握了核武器，并不断扩充其核武库，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的军事对峙“核”化，核武器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结构性要素。随着核技术的快速发展，两大集团的核武器日益多样化，并发展成战略、战场和战术核武器三大类别。③美苏对不同类别核武器的部署及相应核战略设计，深刻影响了集团内部关系和东西方关系。 美国对西欧盟国的核保护被称为“延伸威慑”。④1950年代初，美国设计出所谓“大规模报复”战略，强调依赖核优势对付苏联常规攻势，对苏联实施大规模核轰炸，但因其过于偏向实战，使用核武器的“门槛”过低，导致战争风险过大，不利于对西欧盟国的保护。有鉴于此，加上苏联核军力发展迅速，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转而设计“灵活反应”核战略：强调应先有常规战阶段，其后再使用战场核武器迫使苏联谈判、停战，从而提高使用核武器的“门槛”。1967年，该战略正式被北约采纳。⑤ 西德的领土为美英提供了较充足的空间，美英可在西德驻扎大量常规军队和核武器，保卫西德乃至整个西欧。西德本身是无核武国家，自1953年开始，其领土开始部署大量美国核武器。随着美苏核军事能力逐渐对等，在西德等国看来，美国的延伸威慑可信度降低。更重要的是，在核军备对峙的条件下，西德的外交、内政变得极为复杂，给当政者带来很大压力。首先，美国的威慑战略隐含利益的分化：美欧距苏联远近有别，战争风险分配不均。如果威慑失败，欧洲人希望美苏以核武器互相攻击对方领土，以免欧洲沦为战场；而美国人则希望核战争至少一开始应在欧洲进行。⑥对美国核保护的依赖给西欧各国，尤其是西德带来变为“第一战场”的忧虑。“有限战争”的“自我威慑”效应日趋明显，西德上下对短程核武器渐生厌恶之情。其次，两大集团的核军事对峙刺激欧美和平运动和反核武运动的兴起，带来长期、复杂的内政问题。⑦美欧地理位置差异造成的利益分化以及西欧和平运动的发展，使苏联看到了机会，或对西欧施加军事压力，或以和平攻势在西欧各国制造政治分歧，试图在美欧间打入楔子，分裂北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