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对打败日本侵略者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日本侵略者的迅速推进，不可避免地造成部分国民党正规军留驻后方，他们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的启发和影响，为求生存和发展，这部分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敌后展开游击战争，先后开辟了豫东、山西、浙西、鲁中和海南游击区，创建了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皖东、皖北和鄂东根据地、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海南根据地，这些敌后根据地在抗击日寇、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协同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方面起了什么作用？如何评价其功过是非？本文拟作一些探讨。 一、从总体上看，它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一样，客观上起到了牵制日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目的。但是，由于国民党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不注重发动群众，抗战的决心不彻底，对游击战的重视程度不够，以及仅仅从战术上简单地理解游击战，始终把游击战作为正规战的辅助手段等原因，未能起到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一样或更大的作用。用日本防卫厅的话说：“国民党系统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1〕 自从蒋介石在汉口军事会议上采纳白崇禧“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的建议，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以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开展，在战略和战役的两重意义上配合着正面战场的作战。陈诚分析台儿庄大捷“战略上成功的原因”时说：“目下敌军在中国境内战场者（东北四省不算），共计55万人，而参加台儿庄会战，不过五六万，彼何以不抽调他处兵力增援？此盖我国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小部，袭击其后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20万之游击队，遂使敌五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沿线，不敢离铁路一步，其他平汉线以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战场自顾不暇，遑言抽调，以远水救近火乎？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上我军努力之总和……简言之，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2 〕这说明国共两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在配合台儿庄正面战场作战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在徐州会战时，华北五省的游击队对津浦、平汉路和敌后地区的多途奔袭；武汉会战时留在华北的部队（含第18集团军）频繁袭击山西、河北的日军，破坏铁路，使日本华北方面军始终不能越过黄河向郑州攻击；第三战区部队（含新四军）袭击溯长江两岸西进的日军，阻滞其交通运输等等，这些游击战既有一般牵制日军的作用，又是直接为配合正面部队的战役作战而发动的，故兼有战略和战役的双重意义。1940年夏秋，日本攻占宜昌，大规模轰炸重庆，封锁滇缅路，断绝中国海外交通，并扬言进攻西安，为此，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对正太路、平汉路等地的日军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破袭战，这次大战得到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慰勉和敌后国民党军队的策应，太行山的庞炳勋部、吕梁山的阎锡山部、中条山的卫立煌部在华北南部向日军发动攻势。尽管国民党军对百团大战的支持和配合是有限的，但仍起了一定的作用。 国民党军的敌后游击战，总体上看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分析其原因：一是过分强调与正面战场相配合，使敌后游击战更多地带有正规战的色彩。如南昌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国民党军委会都命令相关战区的游击部队发动游击战策应。这种协同配合，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国民党过于重视游击战对正面战场的配合，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游击战主动、灵活、速决、流动的特殊需求，限制了敌后战场的发展壮大，起不到应有的配合作用。二是脱离群众，片面强调敌后游击战正规军化，轻视地方非正规化的民众武装。国民党军政部颁布的《游击战纲要》要求敌后游击队“爱护民众并组织而训练之，使由亲近而信仰合作”，积极动员民众参加战斗，使“全体民众游击队化”。〔3〕但敌后国民党政权在政治上沿袭旧的统治方法， 很快暴露出其反动性；在经济上不能履行“二五减租”的诺言，相反地横征暴敛，搜刮民财，欺压百姓，“以游击为名，抢劫为实”，“抗敌不足，殃民有余”〔4〕，使国民党敌后部队逐渐失掉了民心。另一方面， 从1939年5月公布“游击队调整办法”后，军委会又陆续制订了补给、 训练、奖励、纪律等20多项命令办法，强调划一编制、核定指挥系统、强化纪律、加强训练等，并着手将部分质量较高的游击队转为正规军，这是因为国民党中央害怕地方势力发展会危及中央，更害怕共产党力量壮大后会危及其统治，所以在整顿过程中不断强调限制扩充，并尽量将地方部队收编为正规军，这种过分的正规化，使得敌后国民党军往往不十分注意发展军民关系，不致力于根据地建设，这就大大限制了其综合功能的发挥。斯诺曾批评国民党游击队：“没有独立的、军事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基础，所以多有瞬息之间即被歼灭。”〔5〕正因如此， 国民党中条山敌后根据地于1941年失陷，冀察、苏鲁两大游击区于1943年春也不复存在，太行山根据地于1943年也落入敌手，仅剩的大别山、山西、浙西和海南等为数极少的几块根据地，其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作用也大大降低。三是抗战初期，留在敌后的国民党部队尚能比较积极地抗击敌人，但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和国民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方针的确定，敌后国民党军逐步将注意力转向反共摩擦上，减弱了对日军的攻击，又在摩擦中消弱了自身力量，而且还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人为地造成了国共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困难。这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继续，表明国民党在中日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表面上尚能坚持抗战，但本质上仍然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共反人民。“敌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由于反人民的结果，经不起敌寇‘扫荡’，一九四一年崩溃于中条山脉，一九四二年又在浙赣间崩溃，一九四三年又在山东崩溃，证明了任何反人民的军队在敌后都站不住脚。一九四一年起，敌后国民党部队出现了大批投降的潮流”〔6〕， 于是，国民党敌后根据地终难支撑，其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