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权威操纵或干预学术争鸣的方式已普遍为人们所唾弃，各种观点都有了比以往远为充分的表达机会，“学术非意识形态化”已成为一种时尚，从而使得学术界出现了不同观点之间的公开的争鸣。其中，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尤为引人注目。 文化保守主义借助于“弘扬传统文化”的方略，借助于海内外不同势力的物质资助，由于对极左路线的批判而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在较大的规模上迅速崛起。这股思潮对“全盘西化”论和民族虚无主义持批判态度，在整理典籍文化传统，建立学术规范，寻找人文价值的文化资源等方面，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但是，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却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走向声讨政治激进主义，锋芒直指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抱怨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搞糟了，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并试图把革命从“褒义词”变成“贬义词”，否定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意识形态批判的必要性，要求回归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文化”之道。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滋生土壤，中国当代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及阶层的迅速分化和重新组合，以及海外不同势力的政治意识形态对大陆的渗透，要求思想界的不同利益的代言人对未来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那些忧虑未来社会危机的革命爆发的既得利益者和饱受极左路线创伤的思想者，以及对中外激进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人，在拒斥“革命”这一共同目标下结成暂时的同盟。他们内部的区别不过是极端文化保守主义者希望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而温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儒学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特色”。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迅速崛起的文化背景，80年代“文化热”中的经验教训被片面地理解为用东方文化优越论清算“全盘西化”论，用具有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学热”、“儒学热”纠正民族虚无主义，用文化保守主义的传统观念取代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于是出现了一种“话语的转变”，即使80年代的激进主义文化批判者也幡然易帜，加入到90年代的保守主义文化批判大合唱中。如果说80年代文化激进批判与对极左路线的反思相关，是用西方文化反思极左路线的东方式专制主义基础，那么，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则通过相反的方式，进一步把这种反思扩大到对整个近现代历史的翻案，是用带有后现代色彩的儒学和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新发现”反思近现代社会革命的中外激进主义思想根源。这种批判把儒学理想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归宿，是中国五千年文化一以贯之之道，是社会生活和谐稳定之所系的根底，而本世纪初对儒学的独尊地位形成强大冲击的五四运动，则被看作是中国文化史的悲剧性的断裂，或被归结为一种对中国现代史有正反两方面作用的激进主义运动。 这种为封建主义文化史翻案的思潮，理所当然要激起强烈的反响。对五四运动是重新评价，还是重申其精神，成为不同观点争论的焦点。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已使科学和民主成为不可动摇的旗帜，不同的势力都无法使科学与民主文化大旗拱手他让。正因此，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全面检讨五四运动时，并不否认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合理性，也不否认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旗手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贡献，但认为这种新精神仅停留在毫无可操作性的口号上，在20世纪的政治领域中的作用是抽象的，而五四运动中真正落实的却是对全部封建主义文化遗产的否定，诱发了经久不息的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摧毁了传统文化中道德尊严感及其对社会生活的规范作用，把一种千百年形成的尚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抛弃了，却未能形成足以整合社会生活的新文化模式，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泛滥，为全盘西化的变种即全盘苏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埋下了祸根。比较温和的观点以为，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文化固然重要，但多元化的自由主义文化观也应在五四精神中占一席之地。与这些观点相反，主张重申“五四”精神的学者认为，“五四”精神不是时间概念，不是五四时期精神现象的泛称，科学与民主是历史为“五四”精神的定位；在只有民本思想传统而且皇权崇拜根深蒂固的中国，树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即使难以落实，也不失其推进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科学与民主的文化观不可能毫无阻力地得到落实，它只能提供一种批判社会生活的坐标，对现代政治生活提供某种指导，成为具有感召力的世界观；即使在当今，封建迷信的猖獗和日益恶化的权力腐败趋势表明科学与民主仍是一项跨世纪的艰巨任务；因此，要求五四运动的旗手落实科学与民主文化是不现实的，在迫切需要发扬“五四”精神的时候，侈谈五四运动的缺陷和消极作用，实质上很容易淡化五四运动精神，甚至歪曲和诋毁“五四”精神。 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眼中，五四运动只看到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和伪善性，而没有看到传统文化在整合社会生活过程中的合理性、必要性；新文化运动只唤起了全盘西化的幻想，催生了作为中外激进主义混血儿的带有极左色彩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而没有为20世纪的中国新文化找到与传统相契的结合点；因而“五四”以后的文化是无根的文化，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运动，则是这种与传统文化之根相决裂的激进主义文化批判的余绪。这种片面理解五四运动的观点在其非历史的立论中，把整个新文化运动观念化为个别激进的言论，并以此作为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起因，把其后的社会动荡看作是新文化激进主义观点在现实中的破坏性结果。于是，古今中外革命时代难以避免的动乱，被五四运动的否定者们放大了，并归咎于五四运动的“反传统”。而破坏传统规范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以儒学为主干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在近代史上阻碍社会进步的角色被掩饰掉了。实际上，文化保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责难基本照抄了五四时期保守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诅咒。与之相反的观点则注重历史主义原则，认为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讨论新文化运动旗手们的言论也必须对照其批判对象的顽固性，不能望文生义地用“反传统”概括五四新文化。在封建的、保守的意识形态与新文化观处于尖锐对抗的时代，要求新文化运动旗手心平气和地做四平八稳的“全面”性文化评价，是苛刻的。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传统中封建的、保守的、反动的因素。“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主要是针对1915年的袁世凯称帝和1917年的张勋复辟中的孔教角色而言的。这并不是一般地主张打倒儒学和孔子，因为新文化运动旗手是明确区分原始儒学和孔教的。新文化运动旗手所受传统文化的濡染，决定了他们与优良文化传统之间有着无法割裂的血缘关系。他们只是捣毁了封建正统文化传统的死胡同，为新生的文化开辟了比旧时代远为广阔的天地。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运动，既是对中外文化传统精华的粗暴破坏，也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中的忠君思想和救星崇拜死灰复燃所使然。这与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因而这笔封建专制主义欠的帐，绝不能归结到新文化运动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