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对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国民党内频繁发生的开除党籍历史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和分析。作者认为，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发展、党内权利之争和蒋的独裁内战政策等是其开除党籍事件发生的原因；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具有发生频繁、范围广、级别高、数量大、被开除者不承认被开除之处分、开除党籍的无原则性等特点。 关键词 国民党 开除党籍 中国国民党从1924年改组到1949年在大陆彻底失败，短短二十几年，其开除党籍事件频繁发生，几乎所有国民党大员都被开除过党籍，许多人还不止一次被开除。如国民党一大51名中央委员〔1〕中， 先后曾被开除党籍者达38人。这种现象在中外政党史上都十分罕见。笔者拟对此现象之原因和特点作一探析，以就教于史学界。 一 阶级矛盾的激化是导致国民党大规模开除党籍事件发生的第一个原因。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全体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然而，这种党内合作形式一开始就遭到右派分子的强烈反对，存在着极不稳定的因素，预示着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内必然要发生激烈的矛盾和斗争。早在1923年10月，国民党右派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攻击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改组。在国民党“一大”上，右派分子方瑞麟等提出要在国民党党章中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反对共产党员“跨党”。1924年6月， 中监委邓泽如、张继、谢持具呈孙中山声称国民党内“绝对不宜党中有党”〔2〕。 孙中山逝世后，右派分子加紧了反共步伐。当时左派尚占优势的国民党中央对此进行了还击，由此拉开了国民党开除党籍事件的序幕。 1925年3月，冯自由、 张继等在北京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极力反对国共合作。为此，4月，国民党中央开除冯之党籍。11 月，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邹鲁、谢持、林森、居正等14人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宣布开除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党籍。会议还决定开除当时尚有左派倾向的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党籍6个月。 针对西山会议派的违纪活动，1926年1 月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指斥西山会议“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3〕。会议决定永远开除谢持、邹鲁党籍；将居正、覃振等12 人从国民党中除名。戴季陶则被大会“促其猛省，不可再误”。另外，这次大会还通过“追认开除反动分子邓家彦、杨希闵、刘震寰等三人党籍案”。上述列名被开除党籍诸人皆为国民党一届中央委员。 国民党老右派被清除后，蒋介石、 汪精卫等“左”派急速右转。1927年3月28日，蒋指使老右派吴稚晖、张静江等5人在沪召开“国民党中监委常委会议”，通过《纠察共产党谋叛党国案》，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党籍，并称此为“护党救国运动”。4月18日， 蒋记南京政府成立，发布第一号通令，通缉著名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190多人。 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从广州迁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在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于4月15日议决开除蒋介石党籍并明令通缉。 这时，新老右派则逐渐接近。6月10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过张静江提议，恢复了西山会议派邹鲁、张继等14人党籍。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常会扩大会议， 通过“取缔共产党案”，开除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党籍。这样，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先后被西山会议派中央、蒋中央和汪中央开除了三次。 国民党左派也为右派所不容。1927年9月16日，宁、沪、 汉三方合流后成立的执行最高党权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议决：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彭泽民、邓演达“附逆有据，均开除党籍”〔4〕， 并审查中央委员徐谦、陈其瑷和詹大悲。 1928年2月， 确立南京政府统治格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议定“所有共产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均应积极铲除”。“因反共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此后，中共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而原被开除的新老右派又恢复党籍。 这一时期国民党开除党籍事件，主要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国共两党虽以“三大政策”为基础，实现了党内合作，但两者在纲领、目标等方面有着本质区别，其阶级利益根本不同。国民党吸收共产党，绝不是要共产党壮大后与己争权，而是为了补充自己，为其所用。所以，当共产党力量尚小，不足以危害右派利益时，还能勉强被右派容忍。当中共力量壮大、危及到右派利益时，双方矛盾就日趋尖锐。国共两党“同坐一条船”，“到了一个时机，国民党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上去，共产党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上去，其势非冲突不可”，所以，“容共之后，必定分共”〔5〕。 这一时期的开除党籍事件，也清晰地反映了国民党改组后的内部斗争及左、中、右三方势力的消长过程。 由于中共的大力帮助，改组后的国民党工农成份曾达到70%以上〔6〕，“清党”后，工农仅占10%左右，这个比例一直持续到1949年。 其党员人数持续下降，1941年6月底，只有125万人，仅占全国人口千分之三。以1927年反共“清党”为标志，国民党依靠对象、政治基础和性质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由四个阶级组成的革命政党堕落为一个投靠帝国主义、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党。“清党”后，“把许多最富有献身精神、最富有革命理想的革命家清除出去，而使党和政府成了一个谋取私利的官僚分子所把持的机构”〔7〕。 这是其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