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抗战胜利后，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和反共内战的巨大消耗，国统区的财政经济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尽管国民党政府也曾采取过一些挽救措施，并于1948年8 月实行了一次以发行金圆券和强制限价为主要内容的“币制改革”，但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并没有得到缓和。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和总崩溃，不仅打破了人民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幻想，推动他们起来为生存而斗争，而且还加剧了国民党的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促进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的矛盾分化。所有这些，都大大加速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败亡。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日本法西斯的投降，国民党重新掌握了国家政权，控制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国民党的这种“复兴”和“辉煌”仅仅是败亡前的“回光返照”，时过4年， 它就完全丧失了对大陆的统治，狼狈逃往台湾。国民党在抗战胜利的形势下迅速败亡，除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原因外，更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的日益加深和最后走向总崩溃对国民党在大陆的迅速败亡起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拟就此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 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和崩溃决不是偶然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变本加利地推行“独裁、卖国、内战”三位一体的总方针，企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它在军事等方面暂时的优势，彻底消灭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恢复其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国民党推行这种反动方针的结果，必然导致国统区财政经济的严重危机和总崩溃。 首先，国民党对于“美援”的全面依赖，大大便利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活动，种下了国统区财政经济危机和崩溃的祸根。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曾因得到美国的援助而增强了对日抵抗的力量。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鉴于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的空前壮大，进一步推行全面依赖美援的政策，先后与美国签订了《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空中运输协定》、《关于美国救济援助中国人民之协定》、《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关于设立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之协定》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协定。通过这些协定和条约，国民党获得了美国的各种物资援助和贷款，确立了它在内战初期的优势；作为交换，美国则不仅获得了在华投资设厂的特权，以及在“援助”名义下进行对华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便利，而且获得了在中国沿海和内河及领空的航行权、对中国财政金融的监督权以及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控制权等等，从而操纵了国统区的一切经济命脉。为了换取美国的援助，国民党又在1947年与美国签订了《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对最主要的110 项美国货物减免了进口关税，有的货物甚至减税至5%，几乎等于免税， 这就大大便利了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倾销。此外，国民党还在1946年公布的《新公司法》中为美国在华设立各种推销商品的公司和洋行提供了便利条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为谋取暴利也乘机组织名目繁多的贸易公司，帮助美国资本家推销商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商品如潮水一般涌向中国，占据了国统区的每一市场角落。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美货在天津进口的货物中占70%，天津市场上59.16%的货物是美货〔1〕。其他各大中城市也都是“无货不美（即美货）、“凡美皆备”，甚至连小城镇和一些农村也随处可见美国玻璃丝袜、口红和口香糖之类的商品。 美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不仅造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巨额入超，而且严重地摧残了国统区的民族工商业。一方面，美国在华企业总是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工艺及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打击和排挤中国的民族工商企业；另一方面，美国商品又利用其成本低廉的优势和减免进口关税的特权及法币对美元的低兑换率，以远远低于国货的销售价格来侵夺民族工业企业的市场。在美国在华企业特别是美货倾销的打击下，国统区的民族工商业无不处于破产、半破产的危境之中。以上海为例，美国灯泡在上海的售价为法币200元，而国产灯泡仅成本就在400元以上；美制六尺车床的售价为20万元，而国产成本却要120万元。〔2〕于是，上海的民族电器业和机器业只好全部停产。据统计，到1946年，上海因上述原因而停工倒闭的民族工厂竟然占其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3〕。国统区其它各大城市如天津、重庆等也无不深受“美祸”之害，只要有哪种美货倾销，哪种中国民族工业部门就逃避不了破产倒闭的厄运。 第二，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严重地破坏了国统区的工农业生产，完全扼杀了国统区民族工商业和农村经济的生机。 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是和国民党政权结合在一起、依靠超经济的掠夺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日本投降后，在国民党加紧发动反共内战的同时，四大家族也乘机假“接收”名义行劫掠之实。他们不仅接收了日伪由掠夺人民而积累下来的财产及其开办的各种金融机构、厂矿企业，而且任意将收复区的民有企业指为敌产，然后予以没收，占为私有。后来，由于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政府被迫下令将部分企业发还原主或标卖，但标卖的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5%，发还原主的仅占5.27%。〔4〕更为恶劣的是，四大家族还大量盗卖接收工厂的物资器材， 致使许多工厂遭到严重破坏。如天津标卖民营的192家工厂中， 能够勉强维持生产的仅有29家，其余都由于设备下落不明等原因而无法开工〔5〕，可见民族工业所受打击之大。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通过接收敌伪财产和掠夺民族工业极大地强化了其对各个经济部门的垄断，却又反过来利用这种垄断来进一步压榨民族工业。在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垄断和压榨下，民族工业没有流动资金，只能以很高的利息向商业行庄、地下钱庄去借贷，在原料、动力和燃料供应方面也都遭遇了严重的困难。对于民族工业产品，国民党政府又在物资统制的名义下强行收购，由于收购价格很低，民族工业损失很大。除此之外，国民党还以苛捐杂税来掠夺民族工商业，不仅恢复了过去的关税、盐税、直接税和货物税，提高了货物税的税率，而且增发了公债、储蓄券、以及员工免役金、建设捐、城防捐等各色各样的捐献和摊派。这些名目繁多的捐税对于奄奄一息的民族工商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据估计，经过捐税的洗劫之后，工商业者一般的资金损失达20%—30%，严重的损失达60%—70 %以上〔6〕。因此，工厂纷纷停产倒闭，商业则几乎全部停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