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以什么形态表现出来的？人们对此问题研究甚少。一般认为其形态是“群众运动”。这一形态的实质是“运动群众”，是“塑造的群众运动”。笔者过去亦持此观点〔1〕， 近几年感到有些事情用“群众运动”解释不了。客观全面地考察“文化大革命”的形态，应是一场“社会运动”，尽管它是倒退的、变态的、动乱的“社会运动”。为弄清此问题，必须先要了解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主体是什么？群众运动的本来意义是什么？社会运动的含义是什么？只有如此，“文化大革命”的形态研究才能有个科学的界定。 一、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主体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的参与主体是中国社会中的一切人，这是我将其定位为“社会运动”的基本依据。 社会和群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是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人们的总体”有时称为“大众”，包括社会中的一切人。而群众则是这个“人们的总体”中的一部分。群众一词在历史观中相对于“英雄”、“领袖”这类概念而言的。在政治学中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分，群众指的是被统治阶层、被领导者。在管理学中把被管理者也称之为群众。 那么，“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运动还是“社会”运动呢？很明显，“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是“人们的总体”，是“社会中的一切人”。既有历史观中的“领袖”，政治学中的领导者，管理学中的管理者，又有和这些相对应的群众。所以，“文化大革命”的主体绝不仅限于群众，而应是社会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说发动群众，那么，这就说明，这一运动有发动者。事实证明，其发动者对运动发展来说，更具有主动性和权威性。发动者和被发动者都是运动的主体组成部分。光就参与主体一部分（群众）来评价整个运动形态，当然是片面性的。 二、什么是真正的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是下层的阶级、阶层为解决尖锐的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前进而进行的集体活动和斗争。 群众运动是群众自己的运动，像历史上资产阶级领导的文化运动、政治运动、民族独立运动，工人阶级举行的罢工、示威游行、请愿等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都可称之为群众运动。 社会矛盾是经常存在的，但并不一定要发生群众运动，只有矛盾达到了统治阶级调和不了，以致十分激化的时候，才会迅猛爆发。统治阶级能运用政策主动解决社会矛盾，会出现改革运动，它是社会运动，而不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自发性 任何形式的群众运动其始源总是自发的。这种自发性表明，任何天才人物的启发、任何革命家的煽动，都是不可替代的。当然，任何政党、团体也不可能创造这种自发性。无产阶级政党虽然比其他阶级的政党要接近群众，但也不能“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2〕。 自发性是群众运动的本质特征。恩格斯于1886年致弗·阿·左格尔的一封信中更彻底地把群众运动叫做“自己的运动”或“他们自己的运动”。〔3〕 多年来，理论界把群众运动的自发性和列宁批判的崇拜“自发论”混同起来，因而把群众运动自发性看作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批评自发论有以下几种情况：对工人阶级简单破坏行为的崇拜；对单纯经济要求的崇拜；对群众运动不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列宁锋芒所向是第三个方面的自发性，他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4 〕很明显，列宁批评了崇拜“自发论”，但并没有否定群众运动自发性的特性。 2.自下而上性 这几乎是所有群众运动的特点。始自下层，是基于群众运动主体，是社会中底层的一些阶级、阶层。所谓而上，群众运动起来之后，有的要求上层的认可，如公车上书，就是希望当政者发动改革变法。 从群众运动这两个特点可见，“文化大革命”不应称为群众运动。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不存在产生群众运动的各种条件。当时出现的各类运动几乎都不带自发性。当然也就无所谓自下而上性了。 三、什么是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是以统治阶级为主体，动员社会各阶层一齐参与，为一共同目标而形成的社会变革活动。 如果说群众运动是社会矛盾尖锐化、对抗化、产生冲突的结果，而社会运动则不然，它是社会矛盾出现，但没有达到尖锐化，达到冲突对立的程度。统治者能控制社会，掌握局面，去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社会运动一般由政府发起、组织，社会各界参与。如中外历史上的梭伦改革、商鞅变法，近代的明治维新、百日维新等，当代各国举办的妇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 社会运动和群众运动相比，也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自觉性，一是自上而下性。统治阶级中有头脑的政治家发现社会弊端，便通过改革的方略，主动制造舆论、调整政策、解决一些社会矛盾。这些变革，会产生社会动荡，统治者必须能控制社会，然后才能把改革推行到基层。从改革的目标到改革的副作用，统治者都必须能预见到，这就是社会运动的自觉性。社会运动必须在上层首先得到共识，使舆论、国家机器、国家行政紧密配合，稳定社会，然后才能推行到基层，这就是自上而下的含义。 笔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社会运动，首先在于它的“自觉性”。毛泽东按照自己一整套“左”的并带有空想色彩的蓝图要求全党接受，在1966年，通过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布了《通知》和《十六条》，从思想上控制了全党。与此同步进行的，是弥漫全国上下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神化个人的超常规宣传，使这场“社会运动”的“自觉性”得以充分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