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医治战争创作中，遇到了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和就业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全国小学毕业生就达260多万人， 要继续升学者有83万余人，而初中所能容纳的应届小学毕业生有限，只能想尽各种办法再增招18万余人，即便如此，仍与要求升学者的数目相去较远。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山东省率先采取了应急措施：积极挖潜，增加班次，并提倡社会办学，接纳一部分人继续学习。同时，动员一部分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山东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解决小学毕业生出路问题……如不及早采取措施，认真地加以解决，年复一年，会使我们长期被动，并酿成许多恶果。”中共中央于1954年1月7日转发了山东分局的报告，指出：“……山东和其他几个地方的经验，都证明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不仅解决了他们的出路问题，同时对推动互助合作化运动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都能发生积极作用，这对农业的社会改造和提高农业生产是有好处的。” 当时，中央已经注意到农村劳动生产力素质较低与互助合作化运动的矛盾，而动员大量的不能继续升学的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生产劳动，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良药。 据教育部统计：1954年高小毕业生人数约429万人，加上1953 年不能升学的在内，估计将达500万人以上。如将1955年至1957 年的计算在内，今后4 年高小毕业生的人数估计将达1700 万余人。 初中只能吸收500万人升学，还剩余1200万人不可能升学。 一些大城市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曾经酝酿过搞请愿活动。因此，初中毕业生的升学问题成为更加引人注目的问题。教育部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动员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去从事工农业生产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轻视体力劳动者的剥削阶级思想从中作梗……这一事实也暴露出中、小学教育工作中一个严重的原则错误……没有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很多教师仍有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剥削阶级观点。”教育部把出现工作被动的责任推给了中、小学教师，而中共中央在批转教育部的报告时则指出：问题的根子还在教育部，“中央教育部应在这方面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 然而，经过做思想工作自愿到劳动生产第一线的中、小学毕业生并不多、不少人仍希望能有机会加入到下一年的升学队伍中去。 1955年，合作化运动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进入飞速发展时期。7 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他告诫在场的各位书记：“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为了配合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形势，8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特别指出：“新中国成立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要求各地青年组织积极地帮助他们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向广大知识青年提出下乡的号召。 这年9月初，毛泽东读到《彰武县第三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供销合作社和信用社会计互助网》一文，发现农村合作化需要大量的财会人员，他提起笔在这篇文章上写了一段批语：“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9月4日，中共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编辑的内部刊物《互助合作》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继续发挥上述观点，挥笔批下了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广为宣传的名言：“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对于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马上做出了反映，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特别写上了一条：“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这里首次出现了“下乡上山”的概念，但是这里面并不包含“接受再教育”的内容，它的出发点，首先还是解决就业问题，其次则是使广大青年到农村去，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做一番改变农村面貌的事业。 到1958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兴起，工交等行业和基本建设突然膨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不仅可以吸纳城市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同时还在农村招募了部分工人，就业似乎已不成问题，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工作也就暂时停止了。从1954年到1958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只有15000多人〔1〕，这个数字与历年来就业的中小学生相比，仅占百分之零点几。 “大跃进”运动受挫，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有2600万人被精减下放，中国形成第一次人口倒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次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 由于“大跃进”的失误，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为了消除“大跃进”运动带来的消积因素，中国进入全面调整阶段。 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大力压缩盲目扩大的基本建设规模，大幅度精简城镇人口。在“大跃进”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如潮般地涌向城市，1958 年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比1957 年增加了2000万人，到1960年，全国职工人数近6000万人，与之相伴的是农村户口的实用性纷纷迁入城镇，三年内吃商品粮的人口猛增3000多万，给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造成巨大的压力，致使交通、住房、教育、食品供给等状况日趋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