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 是战后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对于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既创造了有利条件， 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引发了不利因素，带来了消极影响。本文拟就此作一初略探讨。 一 苏共二十大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为中共八大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 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1 〕周恩来在会见外国代表团时也说：过去斯大林的观点压倒一切，现在打倒偶像以后，也就是中国人说破除迷信以后，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2〕。可见，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充分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对于促进各国共产党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具体说来，苏共二十大促进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解放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苏共二十大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这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斯大林被公认为国际共运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之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成了绝对的权威，也很少有人对他的特殊地位发出疑问和挑战。即使南斯拉夫被逐出社会主义阵营之后，铁托和南斯拉夫人仍相信斯大林是不会犯错误的，是无辜的，整个阴谋是由贝利亚集团造成的。毛泽东和中共尽管对斯大林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斯大林在世时，也不得不考虑他的权威和影响，担心被认为“第二个铁托”或“半个铁托”，因而顾虑较多。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大量材料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公开批判了斯大林。自此以后，世界各国共产党才被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中共也才开始分析、思考和批判过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容置辩的许多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从而启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 （二）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弊端，这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苏共二十大之前，苏联模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各社会主义国家只许照搬，不能突破，否则，将被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斯大林还声言，对苏联经验的任何轻视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建国初期，毛泽东和中共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甚至把苏联模式的选择用宪法形式明确固定下来。刘少奇在一届人大所作的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便说：“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道路不走，是不可能的。”〔3〕因此， 苏联模式很长一段时间禁锢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苏共二十大在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同时，也暴露了苏联经济、政治体制方面的许多弊端。经过实践的观察和认真的反思，中共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病，从而决心按照本国的实际情况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强调：对于苏联经验，“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4〕可见， 苏联模式弊端的暴露，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为中共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 （三）苏共二十大结束了国际共运“一个领导”、“一个中心”的局面，这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长期以来，国际共运由于具体的历史原因，形成了一种以苏共为领导、为中心的状况，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苏共实际上已成为指导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核心，斯大林甚至提出：“无条件捍卫苏联”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绝对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时代条件有了新的变化，但苏联仍推行一个领导、一个中心的政策，要求以苏联的利益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要求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活动以及外交上要协调和服从于苏联的世界战略、策略，甚至某一个具体政策。就对华关系而言，苏联也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作风，往往以“老子党”自居，而视中共为“儿子党”。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和苏联模式弊端的暴露，实际上宣告了国际共运一个领导、一个中心时代的结束，苏联的国际地位明显下降。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异乎去掉了自己头上的“紧箍咒”，少了一份外在压力，从而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独立自主地去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四）苏共二十大对教条主义的公开批判，对于促进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也具有重要意义。苏共二十大在公开批判斯大林的同时，也展开了反对和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我们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来看待理论，“革命的理论不是僵硬的教条和公式的大杂烩，而是改造世界和建设共产主义的实际活动的战斗性的指南”，因而“必须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运用革命理论”〔5〕。 苏共二十大不仅公开批判了教条主义，而且为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作出了切实的努力。苏共二十大后，整个国际共运出现了批判教条主义的潮流，中共自然也不例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就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这是因为“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而这“对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6〕。随后，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7〕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进一步破除了对斯大林、苏联模式和苏联共产党的迷信，从而更加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 总之，苏共二十大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了重要的契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也就没有1956年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曾说过：赫鲁晓夫“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8〕因此，苏共二十大为中共八大的召开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思想条件， 为中共八大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