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将它们释放出来，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 “大跃进”时期，一切“旧”的思想、理论、规章、制度都可以破除，唯有一件事是迷信的，那就是“群众”。毛泽东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将它们释放出来，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大跃进”中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兴办人民公社，无不以群众运动推行之。前面谈到，这种做法同长期进行革命战争有不解的渊源，同时又是试图打破一切常规的寄托。或者说，也是一种对生产组织、制度的“超越”。毛多次在中央会议上批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一反冒进就泄了气，六亿人民泄了气不得了。毛为什么要说得这样严重呢？核心在于他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搞一个大突破，超过前人的设想，超过前人的速度。而要实现这个抱负，就必须打破常规，运用战争年代、革命时期搞群众运动的经验，人多力量大，只要焕发出六亿人民的干劲，天下哪有办不成的事情。应该说明的是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根本是两回事情。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特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来源于理论依赖实践又指导实践的认识论，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群众运动则是一种激励人们的手段，它具有规模大、力量强、激烈性和无序化等特征，同稳妥、科学、秩序化、条理性要求格格不入。在革命年代，群众运动往往能达到一定的革命目的或工作目的如土地改革，参军支前，以至春耕秋收等等，革命形势成熟时，其排山倒海之势，可以迅速打翻旧的统治制度，这是为中外历史所证明了的。但在建设时期，群众运动的上述同优势相对称的缺陷，却会造成灾难。“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是以“革命的冲天干劲”的面貌出现的，针对的正是计划与平衡、规章和制度，以及一切经济生活必须遵从的程序和秩序，它们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联系。这些“正规化”的东西，应当说从理性到感性，毛都是很不熟悉的，他没有这方面的直接经验。他早就不满意国务院的工作，因为计划与平衡就来自国务院，毛认为国务院尤其计划工作是搞条条框框，这些东西束缚了人的手脚、影响群众的热情，即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多次谈到规章制度问题，认为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要同群众见面，不适用的应当改革。实质上，这同批反冒进的“保守”、“右倾”是一个意思。《人民日报》1958年2 月28日社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那时候有一些人被这种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惊呆了，简直惶恐得很，因此就错误地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给当前在蓬勃发展的群众高潮泼了一瓢冷水。”因此社论提出：“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要求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篇社论将平衡视作庸俗，等于贬低了生产管理的科学性，于是为一轰而起的乱来开了方便之门，通了畅行之道。毛对国务院工作的不满还在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几十个部委，平均使用力量，没有抓住纲。于是提出“以钢为纲”等口号，三个元帅、两个先锋的说法。造成全民办钢，各行各业为钢铁让路的局面。破除条条框框，大搞群众运动，在大炼钢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1958年9 月中下旬，毛泽东在视察了安徽几个钢铁厂以后，曾感慨谈到：“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这些话同其后几千万人搞小土炉，所谓群众性大炼钢铁有直接关系。王鹤寿10月29日给中央报告中就说：“现在全民大搞钢铁，声势浩大胜过淮海战役的群众运动。毛主席提出了书记挂帅，全党全民抓钢铁工业。两个月的实践证明，在钢铁的生产建设上，只要书记挂帅，群众一起来，什么问题都会很快解决。完全没有搞过钢铁的群众，很快能生产出几百万吨的钢铁。”毛即予批示：“此件很好。这是我要鹤寿写的。”可见钢铁战线上“一场真正的革命”，也是毛亲自发动起来的。此事还有另一层意思，这就是“超越”苏联的经验。“大跃进”中批判“马钢宪法”，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是否定苏联搞工业的方法。《马钢宪法》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毕竟是苏联组织工业生产几十年摸索出来曾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它在合理地组织生产方面，是经过多年实践的，现代大工业本身，需要严密的规章制度，对各个工艺流程和生产部门进行监控，以实行优化生产，得到高质量的产品。这已经是不容怀疑的经验和定论，否认“马钢宪法”，认为它限制了人的积极性，还冠以“不准革命”的罪名，实际的着眼点还在于实行工业上的群众运动，大炼钢铁也就附带破除了《马钢宪法》。至于“小土群”遍地开花等等，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浪费了几十亿元钱，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尤其是大量破坏森林，多年也难以恢复。但当时搞这些乱来的东西，却被说成是“弄清楚了一个工业中的根本问题”。从本质的意义上说，迷信群众运动，并不是真正的依靠群众，而是一种“放大”了的主观主义，即把个人意志强加给群众，借群众运动来达到某种主观愿望，无论从方式还是最终效果来看，都离群众需要甚远。在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还普遍处在较低状态时，这种群众运动往往易于哄动起来，形成很大的破坏作用。为了进行科学有效的生产，人们必须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及责任制度，这是现代化生产所必然要求的，任何人为的“超越”都将自取其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乱来的作法，为我们民族留下了长久而惨痛的教训。 违反客观规律，欲速而不达，“大跃进”事实上变成了“大跃退” 实现经济建设的高速度，是毛梦寐以求的。高速度绝非坏事，但要看怎样来实行。前文说过，我们所取的建设模式本身即是一种“加速”型模式，极易诱发急于求成，但就“大跃进”发动的过程看，导致急于求成，又有特定的国际因素和主观作用的交互影响。毛很早就对苏联的建设速度表示怀疑，多次讲到我们自己能否快一点的问题，并认为在总结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做到更快一些。1956年形成《论十大关系》前后，即有这样的想法，但提法上是借鉴苏联经验， 少走一些弯路。 1957年以后，“反右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情绪高昂，一再讲要把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上去（按此处所讲“技术革命”是广义的，指政治以外的经济建设，而不是狭义的技术上的革新和革命，但后者也包括在其中）。而就在此时，国际局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动。两大阵营的对峙，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趋向缓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一段时间，世界局势不再像二次大战结束时那样两个阵营间剑拔弩张。1956年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判断世界形势正走向缓和。苏联方面也提出“和平竞赛”的口号。这种形势对“大跃进”运动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应该说，赫鲁晓夫提出“和平竞赛”口号，本身即含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挑战的意味。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又提出在今后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已经有些自不量力了。但毛泽东的气魄更大，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并提出中国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年底，刘少奇将这个口号正式公开出来，全国一片欢欣鼓舞。后来，“赶超”时间一再缩短，1958年5月， 毛曾决心再过一年在钢产量上“首先超过英国”，到1962年时，“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 在赶超英美的同时，自然也就超过苏联了。多久以来，对苏联憋了一口气。早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就说过：“我们是不是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到1958年，又谈到：“我们比苏联早进入共产主义，也不对外公布。”因此毛要为“发明‘跃进’这伟大口号的人授一号博士头衔”。苏联在斯大林时期集中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使它在相当长时间内获得了两位数的高增长率。这已经是超高速发展了。沙俄时期，尽管经济落后，但已奠定了较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基础。三十年代斯大林大力发展重工业，使苏联经济迅速强大起来。相形之下，旧中国的经济基础要薄弱得多，据西方的统计，我国五十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及苏联1928年时的1/5稍强，工业设备、技术也落后于苏联约三四十年，人口则为苏联四倍左右。（马寅初至1959年仍坚持说“我们要快，人多就是个大负担。”）这些差距都是实实在在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行“赶超”战略，其状况必然是打破平衡，疾进疾退，伤了整个经济的元气。《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平衡思想、辩证关系，时隔两年到1958年已经丢得无影无踪了。美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也感到大惑不解，他判断说：“或许，毛从未完全接受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经济思想，那些思想看上去不像他自己的。”《论十大关系》中的思想当然还是源自于毛，是他当时清醒思考的产物。但随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毛本人既为1957年反右斗争的胜利所鼓舞，又为求强求快的思想所催促，热衷于搞群众运动，在一系列自制的假象面前，主观主义日益膨胀起来。加之1956年底以后，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原因，我们实际上已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立场上后退，放弃了八大对个人迷信、个人专断的批评与警惕，从而助长了党内个人意见至上的传统，更加扩大了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柯庆施、康生等人在中央会议上，正式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正是造成“大跃进”局面的兴奋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