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为契机，学术界关于抗战初期（1937）中外关系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中日、中德、中英美及中苏关系等几个方面，体现出资料挖掘较深，观点大胆突破，文章发表较多等若干特点。 关键词 抗战初期 中外关系 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抗战初期的中外关系即中国的对外政策以及有关各国的对华政策无疑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要归因于抗战初期中外关系本身的错综复杂性和扑朔迷离性。据精略统计，近两年，学术界先后发表论文约二十篇；同时，不少专著对此亦有所涉及。其所研究的主要课题在如下几方面展开并有所突破。 一、中日关系 关于抗战初期的中日关系研究，集中在两点： 国民政府的对日交涉。芦沟桥事变爆发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呼吁和平，并进行种种外交活动。对此，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二卷）一书认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急欲与日本直接交涉或“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但是事与愿违，国民政府曾几次提出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均遭拒绝。再加上希望国际调停的结果破灭，蒋介石被迫宣布应战，而不是求战和抗战方针。〔1〕蔡德金认为此一观点虽比以往研 究有所进步，但仍需进一步商榷，并在《如何评价芦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一评〈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段论述》一文中指出：所谓蒋介石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理由为蒋介石恰恰是不愿意与日本直接交涉。因为自芦沟桥事变乃至上海事变发生后，胡适、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曾不止一次地拟定与日本直接或间接交涉的计划，通过汪精卫送交蒋介石，但均为蒋所拒绝。至于当时的地方交涉问题，蔡认为：宋哲元与日军当局达成的多项协议，并非蒋之意旨，这只能反映宋与中央的离心离德；相反，蒋却一再指出，在与日本谈判之时应先具决死与决战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失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而且在谈判之时，尤应防其欺诈，刻刻戒备，勿受其欺；并认定芦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且一再表示愿意与宋同负责任，在相当程度上是努力争取宋，使之不致倒向日本。〔2 〕宋志勇在《“七七”事变与日本外交》一文中，对蔡的观点有所补充：为防日本利用宋哲元的犹豫不决以挑拨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蒋特命中央军北上，坚定了宋哲元的抗战信心。〔3〕关于国民政府的对日交涉评价的问 题，蔡德金强调指出：首先，蒋介石的强调被迫应战，是完全合理的，不仅表示了战争责任不在中国，中国只是被迫自卫，而且在法律学上称之为正当防卫，因而道义上可取得主动权。其次，蒋介石的力求妥协，实际上是当时国力和国际环境要求下不失基本原则的有限度要求，是恰当的，而正是这一点，致使日本的政治诱降始终未成。再说，妥协是双方交涉的必然结果，它并不等于投降。〔4〕 日本的对华政策。学术界一致肯定，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是灭亡中国，至少要迫使中国彻底屈服。由此，日本的对华政策总态势已不言而喻。不过，学术界有人进一步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在各个阶段并非完全一致。丁则勤在《中日战争初期日本政略方针之探析》一文中指出：随着战局的演化，日本的对华政策发生过重大转折，即由政治诱和政策转变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而这与日本国内各派势力集团的消长紧密相关。正如井上清教授所分析的，“天皇正是选择了政府的路线即既然同中国已经挑起了争端，就必须干到底，尤其是在攻克南京之后，天皇和近卫内阁比军部更加积极地把日本推进战争的泥潭中去，这可能是因为天皇和政府丝毫没有想停止自认为能够打胜的战争。”只不过“军部”一词似应指“军部中的一部分人”，即参谋本部。〔5 〕在这个问题上，宋志勇则在《“七七”事变与日本外交》一文中着重从外务省及其长官广田宏毅的角度作了详尽分析，指出作为日本外交主体的外务省及其首脑广田，从侵略战争的追随者发展成为战争的协同者、推动者，对“七七”事变的扩大负有重大责任，而这正是日本侵华国策的反映和体现。〔6〕至于日本的“分治合作”、“以华治华”政策， 丁则勤认为属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由于这一政策的推行，致使中日间任何形式的议和活动无法进行。〔7 〕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国内基础，丁则勤认为：除了以往学术界所强调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因素外，垄断集团扩大侵华的要求，统治者对美苏动向的过于乐观及过高估计自我力量、过低估计中华民族觉醒与抵抗力量等因素亦不容忽视。〔8〕 二、中德关系 两年来，关于抗战初期的中德关系也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学术界发表的文章不少，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易豪精的《从“蜜月”到断交—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吴景平的《抗战初期的中德关系》、陈方孟的《论中日战争初期的德国对华政策》等。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于德日都是法西斯国家，都奉行对外扩张政策，具有政治、战略利益关系；而中德两国尽管长期互相需要，但因社会基础和发展道路差异很大，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性、战术性的，所以德中关系会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而不可逆转地由“蜜月”走向断交。不过，陈方孟同时认为：国际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有其一致性和不一致性，只要德国在华利益还未消失，那么中德交往总要维持，只不过形式会改变。〔9〕易豪精也认为：随着全球战略的制订， 权衡利弊、希特勒德国最终彻底背弃中国，而与日本结盟。〔10〕关于“陶德曼调停”事件，易豪精认为是希特勒对华采取“骑墙”政策的反映，其背景是德国不希望因扩大侵华致使日本受损进而消弱乃至失去对苏联的钳制，故而希特勒努力协调华日关系，开始“陶德曼调停”。〔11〕吴景平也认为：在调停中，德国并非纯“递信者”，仅陶德曼本人便多次建议蒋介石及时接受日本议和条件为明智之举。〔12〕对于此说，陈方孟亦表认同。〔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