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跃进”之所以会在50年代末期发动起来，是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的：在东西方的冷战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很自然地生出一种与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的紧迫感；在破除了对“斯大林模式”的迷信之后自主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通过中苏之间的龃龉，迫于苏联的压力，加速发展的意识被强化，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对撞中终于激起了“大跃进”的浪潮。 关键词 “大跃进” 国际背景 发生在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一段严重曲折，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①]除此之外，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50年代中期的国际政治是一种典型的两极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严重对峙，“大跃进”的发动是与当时这种两极国际政治格局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十分复杂的，虽然我们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与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有了保障，但是，国民党还盘踞在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对日和约尚末缔结，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经济上的禁运，军事上的封锁以及外交上的不承认政策，无理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中国周边蓄意“顽火”，企图以此来窒息新中国。在美国的唆使和纵容下，台湾国民党统治集团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攻大陆的叫嚣，制造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美、英、法等国家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穷兵黩武，到处炫耀其国力，特别是在1956年的苏共20大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反苏反共的声浪甚嚣尘上。“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兴高采烈地谈论苏联共产党关于个人崇拜的自我批评”[②]，目的是以此诋毁社会主义，以此来彻底摧垮社会主义阵营。一部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落后就要换打。当代东西方对垒的格局也严重地预示着：落后就意味着毁灭。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自始就蕴藏着一种巨大的潜能和驱动力：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迎头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50年代中期，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尚有很大的差距。1957年，我国社会总产值为1606亿元，人均250元左右。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中钢铁535万吨，原煤1.31亿吨，原油146万吨，发电量193亿度，如果按当年人口6.5亿平均，则平均拥有量是相当低的[③]。与此同时，英国1957年的钢产量是2174万吨，煤产量为22600万吨，发电量960亿度，其绝对量超出中国很多，人均水平则要高出中国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至于作为当时世界上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这些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还要高得多，1956年，美国的钢铁产量是10524万吨，煤产量是48330万吨，发电量为6820亿度[④]。这种实力上的悬殊，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无形的压力，尤其是使毛泽东同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在1954年6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毛泽东不无忧虑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⑤]。因为“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⑥]这既是一种压力，同时也是一种动力。 “大跃进”这一概念是在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一文中首次出现的。而实际工作中的“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大跃进’又是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大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开始的。”[⑦]这是一种带普遍性的观点。实际上，毛泽东同志的“跃进”思想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已经萌芽，他在1956年春曾经说：“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是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⑧]这种思想的萌芽，一方面是考虑到农业合作化要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但更主要的是考虑如何以革命促建设的问题。我们要在落后的情况下和资本主义国家争时间、抢速度，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三大改造）的步子过慢，不但要拖工业化的后腿，而且在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对抗中将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由于1954年12月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美国所精心设计的针对共产主义世界的“新月形”防线得以强化，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又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因此，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同时第一次提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⑨]从此，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加快了，原来准备以18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在短短的四五年中就基本上完成了。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⑩] 社会主义革命的加速完成，实际上就是生产关系方面的“大跃进”，因为有了生产关系的“大跃进”，同时又强调落后的生产力必须跟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大跃进”，也就顺理成章了。1957年11月，当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时听说苏联要用15年的时间超过美国，非常兴奋，并当即表示：“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1)]这个口号经刘少奇同志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后，就成了全国人民奋斗的一面旗帜，也是人们鼓足干劲进行“大跃进”的一个精神支柱。受这个口号的影响，指标越定越高，超英的时间不断提前：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认为7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可以超过美国；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只需经过1959年一年的努力，我们就可以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超过英国，超美的时间也不要原来没想的15年，只有7年就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超英”“赶美”成了“大跃进”发动的内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