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一段时期。在这一时期，五四新文化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需要而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化选择。理解和分析这一时期的文化过程及其特点，需要首先对五四新文化的现象及其背景作进一步的描述。不论从现代性还是所谓后现代性的立场对五四文化进行何种评价，这都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五四新文化，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指中国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的文化现象。所谓新的文化现象通常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得到理解：一是新的文化要素的出现和积聚；二是新的文化要素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结构性特征。前者是一种质的“新”，后者是一种结构的“新”。本文认为，五四新文化主要是一种结构的“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以某种价值观为核心，形成了一种新的价值结构。这种结构当然又是以文化新质的出现和积聚为其历史基础的，因而它的形成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本文即是对这一历史建构的一种说明。 （一） 新文化的历史建构需要从新的文化要素的出现说起。近代中国新的文化要素由历史条件所决定，主要表现为泊来品。如果以近代自然科学为例，撇开传教士来华活动引起西学东渐不谈，它至少在19世纪中叶就被引入中国。 鸦片战争的背景，使得引入西方自然科学的必要性得以确立。一些与洋务运动有关的思想家们纷纷论证了这种必要性。冯桂芬说，应当“采西学，制洋器”，因为西方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①]。薛福成认为需要“取西人器数之学”[②]。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也提出一些引入西方自然科学的纲领。如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③]。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的主张，试图在器用的范围内引入西方自然科学[④]。曾国藩则提出“师夷智”[⑤]，并把这一主张付诸于洋务运动的实践。 在这一背景下，近代自然科学作为新的文化要素陆续被引入中国文化之中。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以机械力学为主要内容的自然科学；第二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自19世纪60年代起，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成规模地在中国出现。京师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等单位翻译介绍了大量的科学著作，内容包括数学、理化、天文、气象、地理等。据统计，自1853年至1911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类及杂著44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天文地理70部[⑥]。从19世纪70年代起，达尔文学说也传入中国。1873年的《申报》和由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地学浅释》都介绍了达尔文其人及学说。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则在中国文化领域产生了震动性影响，它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的重要方法论进入了中国。 作为新的文化要素的民主思想也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林则徐主持编译《四洲志》与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首先把西方民主思想引入中国。19世纪70年代，王韬等人感到“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康有为在甲午海战后也认识到“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他强调：“国之所立，以为民也”，指出了“近者各国行宪法”[⑦]的趋势。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也强调要“抑君权、兴民权”[⑧]。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指出“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要“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主义”，“建立中华共和国”。1904年孙中山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中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大主义”[⑨]。这样，西方的民主思想逐渐为一些中国人所接受，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的文化要素的出现不仅以上述软件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也以硬件的形式表现出来。以教育机构为例，19世纪下半叶，先有同文馆出现，该馆教授的内容包括物理、化学、天文等近代课程；继之，西式工业技术学校——福建船政学堂也建立起来。不久，算学列为科举考试项目。19世纪末，京师大学堂宣布成立，各省、府、州、县等大学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校。20世纪初，宣布废除八股取士，连续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这样，新的教育机构、教育内容和教育体制渗入或引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因素。相类似的，还有学会、报馆等机构。 新文化要素的出现除了西学东渐这一主要来源外，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源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新文化倾向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新文化要素的要素；另一类是有利于新文化要素形成的因素。关于第一类因素，费正清曾指出：“顾颉刚和胡适两人的确都能满意地找到中国思想中有现代性倾向的组成部分。这里有据认为是清代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中国古代思想中的论理学的起源；以及对胡适来说，历代生动的白话文学作品”[⑩]。这里大致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日后成为新文化要素的那些因素。胡适本人后期对这些因素也有进一步的描述。他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口号，以“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努力分清“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通过清理他认为：“古典中国的理智遗产共有三方面，它的人文主义，它的合理主义，以及自由精神。”[(11)]这是能够成为新文化要素的一类因素，或者如胡适所希望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发展为现代文化的“正宗”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