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根据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对安徽省历代灾荒状况的考察，发现越是近代，人为与自然的灾荒越发严重。这是值得深思的。 安徽地处南北过渡地带，故在近代政治对峙中，成为“南北争夺天下的要冲地”[①]。例如，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清政府对安徽省经济最发达的沿江地区和江南一带，进行了最残酷地镇压；继而在皖北发生了持续十年的捻军起义；到民国时期，军阀派系之间，为分配省长问题，长期相峙在这一地区，并且从1912—1930年的18年间，省政府首脑换了二十多次[②]；在中日战争时期，日军对芜湖、合肥等主要大城市实行的“三光”政策和汪精卫亲日政府的清乡政策等，共同构成了近代安徽省内忧外患、灾荒频仍、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历史背景。 本论文试图在了解这种背景的条件下，对安徽省近代发生过的主要灾荒及其受害程度和原因，以及当局的灾荒政策等问题进行考察。 一、灾荒发生的主要原因 1.自然原因 安徽省的灾荒，主要来自流经皖中与皖南之间的长江和流经整个皖北的淮河两大水系造成的水灾。长江流域年降水量800毫米，淮河流域为770毫米，相差不大。但长江径流系数达63%，如径流受阻即易致泛滥；而淮河最大流量与最小流量的比高达750倍，也易成水灾。如果遇上暴雨促使黄河泛滥，大量黄河水流入淮河，更易导致大洪水暴发。尤其是从6月至7月中旬梅雨气团的形成，必然带来暴雨性的降水[③]。每年梅雨气团向北移动时遇到北方冷高压的阻碍，就将形成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暴雨性集中降水[④]。1916、1921、1931年空前的大水灾，就是这种原因产生的[⑤]。 相反，梅雨气团北移时，如无冷高压的阻碍继续向北移动，将会造成严重干旱。正所谓“五年水灾，三年旱灾”。因此，安徽干旱灾荒也很严重[⑥]。这意味着如不出现水灾就将出现旱灾的事实。这给水力、灌溉、江河航运等造成很大困难。如果河道的排水能力特别好，还可以避免因暴雨流量急增而造成大的水灾。遗憾的是这两大河流早已丧失其自身调节能力。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泥沙淤积使调节两大水系流量的沿岸湖泊逐渐淤塞，当地农民开垦湖田日渐增多，并将河床滩地也逐渐变为耕地[⑦]。称这种围绕淤滩造田的作法为湖田，或者叫垦田、圩田、围田、坝田、垸田、障田等[⑧]。随着人口的增长，为解决粮食问题，到清朝中期，湖田开垦进入高潮。“往昔蓄水之湖荡以及滨江滩地与沙洲，多已圩垦成田”[⑨]，即说明了这种情况。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农民为保护自己的湖田而私自筑堤，甚至在河道上筑建水中石渚，致使水流受阻，产生新的淤地，从而扩大淤田面积[⑩]。故文献说：“南京、芜湖、安庆、九江等地的圩田面积，比江南大得多，有的直径可达30华里。” 这种湖田开垦的结果，带来湖面缩小并使堤坝和水面相互对立的局面，破坏了江河湖泊的自然生态，最终使其丧失调节排蓄能力，造成水患。 淮河流域沿岸滩地，已经形成相当多的开垦地（图1）。由于淮河上游陡峭，下游平坦，中游无湖泊，加之上游开垦造成的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致使下游河道淤积，使安徽境内淮河排水能力仅50%，一旦上游突然涨水时，下游便不能充分地排水，立即引起洪水泛滥，形成泽国。因此，河道的开垦与湖田的增加，水土流失与河道淤积使“河道容量不足，尾闾不敞畅”[(11)]，排水能力丧失，是淮河成灾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1 淮河流域安徽各县河滩地开垦面积（单位：亩） （据《支那水利问题》[日]下卷） 由于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在下游河床上形成很多沙洲群。这种沙洲群在安徽境内形成最多（表1）。 表1 安徽境内长江沙洲的长度与高度表
*《支那的水利问题》[日]下卷，页112—113南京至九江的安徽境内，大约有51处沙洲，占长江沙洲总数的一半；就面积而言，中水位时占长江沙洲总面积的69%；低水位时占55%（表2）。 由于沙洲群的发育，长江流速到安徽境内便急剧降低，排水不畅，因而遇有暴雨，就会超出河床排水容量，兼上下游水位巨大落差，极易造成安徽境内洪水泛滥。 上述原因使安徽省成为近代水旱灾情最为频繁最为严重的省份。 表2 宜昌至入海口的长江沙洲一览
* 钟歆：《扬子江水利考》，页11—18 2.社会政治原因 近代中国军阀的横征暴敛、土匪的掠夺以及苛捐杂税，铁路交通与运输设施的破坏等，加重了天灾的严重程度。这种判断与当时人们所说的“人祸往往会带来天灾”的观点是一致的[(12)]。首先是军阀之间的内战，对水利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国内政治混乱，内争迭起，对于天灾之预防补救，绝不注意，故水、旱、风灾，亦成为农民之最大痛苦。”[(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