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了五四前夕不同思想类型的新知识分子结成反封建主义，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统一战线和五四以后这支队伍分化与嬗变的活动轨迹，着重探究了知识分子的分道扬镳，选择不同道路与知识分子们各自对待工农群众态度之关系。 辛亥革命以后，以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封建复辟势力，极为猖獗，中国人民仍在黑暗中徘徊。在这沉闷的黑夜里，陈独秀可以说是急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冲破封建思想束缚的带头人。他发动了一场以《新青年》为阵地，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潮流。 《青年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从第2期起改名为《新青年》。不过，最初几乎是陈独秀一人在孤军奋斗。1918年初，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参加到编辑部并成为主要的撰稿人。据沈尹默回忆：“《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会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1]这样，《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负责的刊物改为同人刊物。从此，它有了一定的集体领导，有了一支队伍，形成了以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新青年》编撰者为核心的新的文化阵营。尽管这一批新文化运动的骁将，社会阶级地位、政治要求以及思想倾向，都各不相同，但在主张建设新文化，倡导新思潮来创造一个全新中国方面达成了共识。基于共同的思想基础，使他们能够在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中，携手同行，结成统一战线[2]。他们共同抵抗封建旧思想、旧文化的反扑，特别在1918年底到1919年初新旧思潮大激战中，取得伟大胜利。深刻、尖锐、大胆、新颖的观点，使广大人民群众耳目一新，在全国特别是青年中赢得了巨大的支持和响应。 在《新青年》影响下，宣传新思想刊物纷纷创办，许多爱国的或讨论新思想的社团也相继成立。如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前夕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社团。学会的宗旨在筹备期间规定为：一、振作少年精神；二、研究真实学术；三、发展社会事业；四、转移末世风气[3]。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对黑暗的旧社会深感不满，具有改革中国社会现状的迫切要求，满怀期望注视“少年中国”的未来。这些进步的社团，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营垒的外围力量。 所以，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4]但是，五四以后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昔之称为战士者，“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新文化阵营的分裂也影响到整个文化界，许多新文化社团在五四以后也发生了分化。少年中国学会在1921年也宣告解体了。新知识分子们后来经历殊绝，成败相异。有的名声显赫，有的默默无闻，有的走上马列主义道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有的变成为反动政客或官方的御用文人；有的则走上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最后有的由激进变颓唐直到堕落，或者由保守变进步，各自写下了自己新的历史。 那么，五四以后产生知识分子向不同方向转化的因素是什么？这当然不能仅从知识分子个人的品质、特点去寻求答案。笔者认为，对工农群众采取不同态度是五四以后知识分子队伍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关系有两种。一是融合于他们之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新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出于改造中国的良好动机，他们以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对中国传统和社会中存在的知识的独占、知识分子的特权地位及其有关种种弊端，进行了坚决的否定，试图消除知识分子与劳动者这间的鸿沟。尤其十月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更使他们由衷地喊出了“劳工神圣”的肺腑之言，满怀愧疚地选择了与劳动者相联合的道路。他们顺应劳动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要求，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战士。而另一种则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由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进而远离现实政治斗争，最终站到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 初期新文化运动，先进知识分子虽然意识到启迪劳动群众思想的作用，并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实际上它还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运动，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也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敢或不屑发动和依靠群众，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致使弱点。陈独秀曾多次把群众称为“一盘散沙，一堆蠢物”。甚至说：“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鼓吹对群众要由少数人实行“干涉主义”[5]。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一向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在俄国成为国家的主人。先进的中国新知识分子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开始把眼光投向了人数众多的人民大众，并对其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指出：“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的。我们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6]瞿秋白也说：“俄国已经家喻户晓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我们相信在中国也将很快开始，因为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无产阶级加入世界运动，我们就应该接近他们，把知识传授给他们，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我们诚恳地希望承担起这一责任。”[7]五四运动使知识分子通过亲身的经验，感受到各阶层人们联合起来的巨大力量。劳动者以罢工斗争形式，支援由新知识分子们发起的爱国运动，加深了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好感和认识。《民国日报》在五四运动当中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这学生的力量和工人的力量总和起来，……便是解决山东问题的真力量。”吴玉章在剖析自己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变化时说：“以前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的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显然，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8]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对旅欧华工的参战，给中国赢来“战胜国”的“光荣”，也有所感触，1918年11月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欧战胜利的集会上，他发表的宣言中高呼“劳工神圣”。这口号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很快流传开来，并成为很多报刊的“时髦”用语。李大钊在得出要改造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的正确结论后，率先指出了革命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9]这样，先进的中国新知识分子满怀改造社会的抱负，抛弃成见，积极向劳动者靠拢。他们到民间、到农村去，举办补习学校，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接近劳动群众，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道路。毛泽东同志在回忆他同工农接近后所产生的深刻的思想变化时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作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10]毛泽东亲身的实践和体会很好地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性。正是和工农相结合，与工农建立感情，使他们逐步认识了自己的不足，放弃了那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要求，一步一步地接近真理，阶级立场也发生了变化，最后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终于成为人民的战士。正像邓中夏所说的：“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学生，自然接近于无产阶级，后来趋向共产主义，以至加入共产党。”[11]1920年，鲁迅写《一件小事》时，他就看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形象，说“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12]。因而，鲁迅终于跨过了进化论门限，变成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了。正如马克思所说：“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13]。
